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古代一个县太爷的真实收入有多少
• 2、我国古代的县太爷，到底是知县还是县令？
• 3、古代九品县令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 4、古代县太爷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 5、古代朝廷任命的最小的官是县令。那么县令下面的属官怎么选拔的？
• 6、山西平遥古城，曾是最有钱的古镇，却因为太穷，而“因祸得福”

中国古代一个县太爷的真实收入有多少

每个朝代的县太爷的收入也是不一样的。在唐朝贞观年间，一斗米五文钱（唐朝的一斗5.9公斤），一两银子是1000个铜钱，现在我国大米价钱大约1.75元一斤，算出来一两银子相当于4130元。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大米涨价为十文一斗，一两银子2065元。在宋代，钱币的制作特别混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锡钱。在当时银子储量偏少，所以一两银子约值2000个铜钱，大米一石（宋代一石66公斤）300到600钱，一两银子大约买4斗到8斗，综合算出一两银子924元到1848元。在明朝的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可以买到大米二石（一石约94.4公斤），现在我国大米价钱大约1.75元一斤，算出明朝一两白银约660元。

清朝中期，外国大量的银两流入中国，导致银两价值变低，一两银子大约200元人民币的样子。根据宋代的宰相官职，每月300贯，也就是9万元，普通的县令每月15贯，折合人民币4500元。在宋代一个县令只管几千户人家，这个薪资也算可以。但是这只是工资，除此之外还有好多补助，有职钱，禄栗，厨料，增给，公用钱，职田等等的津贴，算下来当官还是有很多的油水。清朝一个县官按规定年俸是45两银子，外加20担俸米。这45两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年薪，即工资条上写的收入。如将俸米一并折成银子，年俸禄也只有白银60两左右。但清朝有一个招儿，叫养廉银。七品县令的的养廉银大概能有个400到2000两。是正式工资的7倍 到30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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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县太爷，到底是知县还是县令？

我国古代的县太爷，就是古代的县令，而不是知县。而至于古代的知县和县令，是有着区别的，知县和县令并不是相同的职位，他们各司其职。

一、对县令和知县的误解

相信在绝大多数朋友的眼中，中国古代的县令和知县是一个意思，就是一县之长的这个职务称谓。但其实，县令和知县是有所不同的。在现代，很多人都是对于县令和知县有着误解的。之所以造成这样子的误解，和现代对于古代的历史没有很好的还原有着不小的关系。像很多的古装电视剧，在这个电视剧叫县令，在另一个电视剧中同样的职位又被称为是知县，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县令和知县是一个职位这样的思维，从而使人们对这两个职位产生了误解。

二、知县和县令的区别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知县和县令是各司其职，有着不一样的职务的。从历史上看，“县令”这个职务是起源于春秋战国，在秦朝，经过了商鞅变法后，将多个乡合并成为一个县，在这个时期，县令是隶属于中央的。直到战国末年的时期，出现了郡县这两个级别，县就成为了郡的下属，这个制度一直都延续到了隋唐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又有一个小区别，如果县中户口不超过千户则称为县长，而超过了千户才称为县令。而到了宋朝，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发明了知县这一职位，宋朝的一县之长不在由地方上的官员担任，而是通过朝廷直接委派官员知县。赵匡胤这一举措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县令和知县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区别是很大的，知县是又政府直派管治，而县令是地方管理者。

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演变中，很多历史制度都发生演变，知县和县令的区别和产生也是由此而来的，经过这一番分析，相信大家对于知县和县令也不会再分不清楚了。

古代九品县令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古语有云：宁为县官，不为京官。因为县官是当地一把手，那么古代的县官权利有多大呢？

古装电视剧看多了，也就明白，大清年间的县太爷，就是县长。

自秦朝以来，直至当今，铁打营盘流水兵，县里衙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县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财政，自己的商务，自己的法院，自己的警察，俨然国家似一样，那时候没有党这个组织，没有县委书记的设置，那县太爷，坐享一县君主之尊。

由于古代既不需要经济开发、环境保护，也没有所谓的妇联科联残联需要打理照顾，因此县官职责很简单，就是坐堂审案、征收钱粮以及劝课农桑，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院长、税务局长和农业局长。

坐堂审案

在古代，立案是很简单的，也不收什么立案费。告状人只需到衙门口击鼓鸣冤，只要不是深更半夜，县太爷一般听到鼓声都会立即升堂审理的。对于简单的案子大都会当堂出判，案情复杂的，则往往需要县太爷亲自调查取证。同现在一样，古代的案件也分为民事、刑事两种，在刑事案件审理当中，县官只能判人以笞、杖等打板子之轻刑，而对于服劳役之上的徒、流、死等重刑，县官就没有判决的权力了，只能逐级上报。

征收钱粮

这是县太爷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好在那时候，征多少、怎么征，都是由朝廷说了算，县太爷只需照章办事，搬出全县各村的土地、户口花名册子，把任务分解给下面的里、保长，再由衙役督促按时缴纳就行了。

因为历年征收基本上都是定数，所以县太爷几乎没有截留和加码的空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过路财神。除了农业税外，当时的工商税是微乎其微的，试想在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县城，能够养活几家成气候的店面、铺子？更何况朝廷对于那些担担、提篮的小本生意是予以免税的。

劝课农桑

其实对大部分县太爷来说，只是象征性工作，就连皇帝老儿每年开春都要到先农坛“亲耕”一下他的一亩三分地，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县太爷着实也应该关心一下农业生产问题。不过在耕作技术上千年一成不变的前提下，农民比县太爷更懂得怎样种田，县官的劝课只是作作样子、走走过场罢了。

除上述所说之外，县太爷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要作，比如兴修水利、赈灾放粮等，不过这些临时性的工作往往是朝廷直接拨款派人下来，县官只是给人家打打下手而已。

与今天的县官相比，古代县太爷最缺的是人权、财权和物权。

关于人权：古代县衙门的一众人马，都是由上级直接任命，严格意义上说，县丞、主簿、典史等并不是县太爷的属官，而是由上级任命的，跟县令是同事关系，县令对其升迁去留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县令大爷没有了人事任免权，其权力的大小可想而知。

关于财权，古代县令只管征收钱粮，县级衙门没有独立的财政部门，一切的开销都是由朝廷按人头下拨，知县月俸多少、县丞月俸多少、衙役月俸多少，所有的经费都有定数，县令大爷想要从中克扣，并非是简单之事。

关于物权：财权是物权的基础，没有了财权，物权也就无从谈起。在古代，县里最大的公物就非那座衙门莫属了，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县太爷一是不敢、二是没钱随意修善他的官署。没有了大的开支，贪污受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一个个衣着鲜活的县太爷身处已经数百年、摇摇欲坠的老房内办公是常有的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乃成为古训。

比如说，古代县官所穿官服、所乘轿子，都是按照规定配给的，不敢越雷池一步。

古代县太爷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平遥县衙按照封建社会多年形成的惯例，官府必位于城的正中轴线上，北京的紫禁城就位于老北京城的正中子午线上，山西巡抚衙门（现省人民政府址）也位于旧太原城的正中线上。大约因为皇帝贵为天之骄子，替天行道，理当居中。各地命官受“天子之命”，领一方水土，牧一方子民，官府位居正中，当仁不让。再者衙门居中庸之位置，乃公平断事之所也。

县衙大门外隔道相对原有一照壁，本系循民俗所建，所以照壁以南称为“照壁南街”。县衙大门外右侧有“申明亭”，原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州、县修申明亭，凡民间婚姻、田产、地基、斗殴等纠纷，须先在申明亭由各里长调解，调解无效者方可具状击鼓。实际上申明亭就是一个民事调解处。申明亭的设立也是明朝初年对诉讼程序的一项改革，解决了千百年来县太爷被民事纠纷所困，无法脱身去整治、发展一县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业的陋习。大门廊下架设登闻鼓，立于洪武初年，百姓可击鼓上闻，申诉冤屈。大门外东原有“彰瘅亭”一处，初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现已恢复。是彰善瘅恶、端正社会道德风化之所。

县衙署大门以里，仪门以外，两厢为赋役房。据康熙四十六年（1707）《平遥县志》载，原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何其智在东侧修“寅宾馆”3间。万历四十八年（1620），知县杨廷谟在仪门外两旁修赋役房七间，应共计10间。光绪八年（1882）版《平遥县志》的“县治图”上，也绘着赋役房，每侧为5间。近年来县有关部门复修时竟错修为12间，东西两侧各6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使游人一踏入衙署大门内，就心生疑问。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内涵而单纯加速古迹景点复建的商业意识，只能遗患后世，贻笑大方。

赋役房，即县衙收取赋役钱粮的办事处。明清时期国家财政来源于向农民收取的田赋和丁银，田赋按农户拥有的土地以亩计收，丁银按人口计收。明清时期平遥城内分10个坊，农村分30个里、224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清康熙年间全县共有土地1016427亩，共有人口104822人，田赋折白银64177两，丁银7882两。多数农民只能交纳粮食，无法折交银两。

国家征收赋役钱粮集中在秋收以后，当时收交数额大，运输工具落后，只能肩挑、马驮、车推，为了尽快完成，县衙事先排定各坊里上交赋役的日期，集中在此办理。

赋役房以北，两侧各修小房一间，东为灶火，西为柴炭，供衙役人等自己烧水、做饭。

仪门即礼仪之门，建于明万历四十七（1619）年，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中门平时关闭，只在县太爷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平时走两侧便门，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两门皆可出入，惟提审、押解犯人，必须走鬼门。

穿过仪门，就到达了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庑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部房之名源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省六部”制。即隋唐以来，在皇帝专制下的中央政权机构内，设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负责立法，尚书省负责行政，门下省负责监察。明清时期更突出了尚书省的职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正职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各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为皇帝执掌不同方面的统治职权。使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井井有条。为适应这种完善而严格的行政程序，各省巡抚衙门、府、州、县衙，都按六部形式设置对应的办事机构，即“六部房”，也称“六房”。这种制度使封建统治明细化，提高了国家机器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增强了皇帝对统治机构的驾驭效率，使封建制度及形式发展至顶峰。

“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清代中期后，县级“六房”已不再单设机构了，虽不成建制，但吏员对六房之事仍各有专司，衙署中的各种文札、档案、账簿、器物等，仍按部别分别存放保管。

六部各房在明清时期各有所司。

吏房　明清两代朝廷吏部负责官员的考核，办理官员的任免、升降、调派等手续。县衙的吏房则不同，主要职责有四：

其一是整理记录本县历任官吏的政绩和本县的特大事件，及时呈报上峰，当然是上天言好事了。同时，协助知县对本衙佐杂人员进行考核，奏销工食银等。

其二是调查登记在籍进士、举人、贡生等的家庭出身、品端德行、学识造诣等，上报府台，有的还可能转至督抚衙门、吏部衙门等，供叙用、候铨、即补官吏时参考，使各种人才能够引起朝廷的注意。

其三是调查本县人士在外为官的情况，以便载入史册，为本邑在外为官者出具给假、丁忧、服满复任等证明文书。同时也便于同其在乡近亲协调好关系，相互予以关照。

其四是承办捐纳官衔、封荫等事务。

户房　职责有四。

首先是稽核全县各里甲的土地、人口，分配及收缴田赋丁银。收缴的钱粮按照布政使或府台指令，大部分征解上交到指定地方。留存本县部分移交“钱粮库”（大堂左侧），由县丞管理，知县支配。

其次是负责本县常平仓、丰备仓等县直粮仓的藏贮调用。组织各乡里交*检查各村的社仓、义仓，管理集市，缉查私盐。

第三是保管朝廷钦定的度（尺、步弓）、量（升、斗）、衡（秤、戥）具标准件，管理社会经济贸易秩序。当时的秤是每市斤十六两制，早年的计算口诀为“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等，就是用于十六两制秤的交易，即如果某物每斤的价格为一元，则每两合六分二厘五毫，二两是一角二分五厘。俗传旧秤每斤十六两象征十六星宿，即“南斗六郎，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经商者缺斤短两，就会自折其寿、其禄、其福，以此警示世人，倡导良好商德，也显示了古人的睿智。此等规制十分繁琐，解放后已改用十两制秤，现又改为公斤秤。但古版书籍及传统中医经典著作中，所用剂量仍是十六两制，切勿混淆。户房对收回的零散银两，上交前要熔铸为官银元宝，一般分五十两、十两两种，铸造模具户房保存，成色也由户房监制。然而明清两代铜钱币不得在县衙浇铸，由中央户部“宝泉局”统一浇铸，清康熙年间又特准各省设局铸造。

第四是根据知县指令，办理赈灾恤贫事宜。

礼房　主管礼制、庆典、科考等事宜。

第一是主持、组织全县的重大庆典、迎诏迎宾仪礼，组织文庙、武庙、城隍庙、邑厉坛、社稷坛等官祭仪式。组织乡饮酒礼、迎春神牛酒席等常规礼仪。

第二是安排“县试”的后勤工作。县试即童生考取秀才的考试，朝廷对各县派有教谕（正八品）、训导（从八品）等命官，专司教育科举。他们主管县试的命题、阅卷、录取。还主管县学及全县的社学、义学，监督教学情况，端正生员礼仪。礼房胥吏在这里仅听从他们调派而已。但学田学产归礼房掌管。

第三是联系生员参加府台复试、省城乡试，安排廪膳生员的廪粮、赴考费用。派人为中式生员家中赶送喜报，组织为公车会试举子的送行仪等等。

第四是随时在彰瘅亭张榜斥恶扬善，强化儒教礼制，引导社会风气，制定乡规民约等。为进士、举人、义士、孝廉、烈女、节妇等进行申报、树立旗杆、修建牌坊、镌刻碑铭等，以彰优笞劣。承办捐纳功名手续。

兵房　明清时代平遥没有常驻兵营，只在城西南40里的普洞关设有巡检司（后改铺兵司），由一名巡检（从九品）统领，有铺兵49名，均为本邑青壮年。他们守护关卡，盘查行人，维持社会治安。由兵房胥吏联系他们。偶有军队过往，也由兵房接洽。兵房还负责监造兵器并负责“武备库”（大堂西侧）的保卫工作。一旦政局不稳，县衙奉命办团练，也由兵房承办具体事务。“三班衙役”的管理操练、选送武举人员，也属兵房负责。

刑房　刑房不是对犯人行刑之房，其主要职责有：

第一，负责审案文书的记录，负责整理归档，为知县查找国家刑典中的适用条款。根据县太爷指令，书写对有关人犯的拘传、查抄、起赃、传唤证人、封产、判决书等有关文札，以及大案初审的上报案宗。

第二，管理监狱（重狱、轻狱、女狱），监造并保管刑具、戒具。

第三，誊写朝廷新颁的法令、禁令及上司下达的通缉令等，张贴于城门、市井、交通要卡，晓谕百姓。

第四，组织医学值司人员为人犯诊断，核实伤情病情。率领仵作（法医）验尸取证。

工房　主要职责为组织维修衙署、城池、官祀之庙宇坛台，修造官立牌坊，监修重大水利、桥梁、关隘工程。承办官银元宝浇铸，打造兵器、刑器。派员带领民工赴上级指定的重大工程工地完成劳役。

六房的职能基本上概括了明清时期知县的主要职责。以往不少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封建社会知县的职责只是审案断狱而已，其实知县职责大致可以归纳为10条：管理田丁，征收税赋，劝导农桑，兴修水利，维护礼制，兴学育人，审案断狱，赈灾恤贫，维持治安，镇压反叛。《清史稿·职官三·县》载知县之职责为“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看来要造福一方，当好忠君爱民的父母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县衙署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匾额，书“明镜高悬”。该匾之语，似为历代官阁之通用语。“明镜高悬”之典故，首见于《西京杂记》（汉刘歆撰）卷三：“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掩心而照之，则知痛之所在。又有女子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后人则以“明镜高悬”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官台是权威的象征。延续至今的开会时所设的主席台，似也有此内涵。座谈会则不设主席台，以示人人平等，可畅听欲言。类似习俗，盖出于此。

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观者对古人之设计构思，不禁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清史稿·舆服志四》）知县仪仗没有“回避”牌，因为封建社会的县衙，就是最基层的政权机构，知县的职责便是处理本邑各种事务，无回避百姓之理由，知县应“与小民朝夕相处，勿使隔绝不通也”。（丁日昌《牧令辑要》第七卷）知府以上官吏，一般不直接受理民事，出巡时才有资格用“回避”牌。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

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赞者参也，赞政亭也即参政之所。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但清代不准未仕之有功名者过问政事。清顺治九年（1652）诏曰：“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銮驾是皇帝仪仗的别称，区区县衙，何来銮驾？查明洪武年间“迎接诏赦仪”规定：“凡遣使开读诏赦，本处官具龙亭、仪仗、鼓乐出郭迎。”（《明史·卷五十六》）因此各府、州、县都要准备迎接和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而这种仪仗即仿制皇宫之銮驾。平时不用，存放于銮驾库。清代仍沿用这种礼制。“銮驾库”之设置，当源于此。

大堂背后之二堂，自成四合院落，且同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有事求见大老爷，须烦门子通禀。清代门子年俸银六两，但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常赏其小费，这个职务当然是肥缺了。现代人讲“走门子”一词，恐出于此。

知县除每日上午辰时（九时左右）升大堂署理公务外，其余时间主要在二堂办公，处理日常公务，个别召见下属，秘密询问案件，会见来客等，所以这里没有大堂那种森严的气氛。引人注目的是二堂后墙东侧的一块“除暴安良”匾额，是清光绪八年（1882）邑人王希闵送给时任知县锡良的。此匾为原物，一直藏在二堂顶棚内，近年翻修二堂屋顶时才发现。这里有一段故事：锡良字清弼，蒙古镶蓝旗进士，光绪六年（1880）任平遥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调任阳曲县知县，同知衔。后因屡有政绩，升迁京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由湖南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光绪七年（1881）冬，平遥县落邑村古董商人王希闵，在走村串户收买古董时，收到一副“铜”象棋，实际是纯黄金制作的，可谓一夜暴富。村中几名无赖听到风声，夜入王宅蒙面抢劫，未能得手。留下匿名信一封，威胁其交出象棋，否则将招来灭门之祸。

王希闵急奔县衙告状后，锡良派人微服私访，反复查证分析，并派人蹲守，终于将这帮恶徒擒获，并审出他们以往犯下的累累罪行，对他们课以重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王希闵更是感动不已，于光绪八年（1882）正月县衙开印后恭送此匾。

东侧墙上悬挂的“张仲遗风”匾，也是原物。是民国初年百姓赠给县知事（县长）吴洁己的。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

“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之助手，正八品。室内现陈列清代县衙作息制度，知县丁忧、俸满、封印制度。旧时父母亡故，子女需回家守孝三年（实为二十七个月），称做“丁忧”。为官者若遇父母亡故之事，需申报吏部开缺，居丧期满后，吏部将视情况而重新安排工作。汉民族之儒礼以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所以丁忧期间连科考都不准参加，否则治罪。如子女身为武职，遇有紧急军情，或国难当头，或皇帝诏准，方得以“忠孝不能两全”而遥拜致祭。这里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中，汉民族儒教礼制对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

“俸满”即指明清时代官吏任职满一定年限，则依例升调的制度。《清会典·吏部七·文选清吏司四》：“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以历俸三年为俸满，未俸满者不入俸深班推升。”

“封印”即知县每年春节前后有一个月的休假，届时，需停办公事而封印，封印日期由朝廷钦定。《清稗类钞·十二月封印》：“京师大小官署，例于每年十二月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吉时，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

二堂内西耳房为“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明清时代的典史无官品，即“未入流”。“掌稽检狱囚。无丞、簿，兼领其事”。（《清史稿·职官三》）典史职品虽小，但一般都由地方上之“闻人”充任。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在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清代已不设主簿，使典史的权力更加膨胀。有一首《十字令》，专门描写典史之虎威：

一命之荣称得，二片板子拖得。

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

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书发得。

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

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

典史出身杂流，常易专权，清代科举出身的知县对其提防甚紧，宁可信任师爷、书吏，不敢倚重典史。

“招房”现今向人们展示、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清初官吏薪俸低微，难以维持生计。一品大员年俸银180两，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难以根治。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批准山西巡抚诺敏的奏请，把全国各地官府“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按官品补贴发给，以资养廉，故称“养廉银”。不在任就没有了，相当于当今的“职务补贴”。正七品知县养廉银每年为400两～2000两。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官居边塞或不开化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区）者从优，也算一种激励机制吧。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

“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门人”、“食客”。清代从督抚衙门到州县官署，无处不有。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他们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县太爷称他们为“西宾”，他们尊县太爷为“东翁”、“东家”。吏役、百姓尊县太爷为老爷，尊称这些幕友为“师爷”。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客厅中正面悬挂匾额，上书“慎勉堂”，落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杨廷谟。其实这个堂名是布展者无视历史的编造。清光绪八年（1882）《平遥县志》中，载有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杨廷谟为修县志所作的《重修平遥县志序》，文中结尾落款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岁在庚申孟秋吉旦。敕授文林郎知平遥县事上谷杨廷谟沐手谨书于忠爱堂中”。杨廷谟当时的书斋称“忠爱堂”，即忠君爱民之意，符合封建社会为官者之铭。其实布展者当时若能稍微注意一下历史考证，就不会出此笑话了。

据《清稗类钞》云，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不得携带家眷。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诏令此规可破。因此以往知县五百里外易地为官，知府以上需到千里之外，就连教谕、训导也不得在本“府”境内任职。家眷也一般不得到任所探视，加之社会观念封闭，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做文、吟诗、抚琴，生活单调枯燥，难享天伦之乐。不像当今之易地为官，每周五回府，周一上任，甚至每日驱车回家，早出晚归，充分发挥了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体会不到封建时代易地为官者的苦衷。

内宅的东、西房为客房，有上峰莅临或同窗同科谊友来访，可做留宿之所。但上级送公文的信使，则只能送至二堂，不得步入内宅，更不能留宿内宅，只能在“寅宾馆”或“公馆”食宿，这大概也是一种等级制度吧。

平遥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即狐仙。清代官衙奉狐仙为守印大仙，不知何故。守印大仙木主为红底金字加云饰牌，带须弥座，外置神龛。

大仙楼是平遥县衙中仅存的原建筑物，故而地势偏低。原名观云楼，即知县每日茶余饭后观察四乡天气云晴之所，反映了古代平遥农业在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清代改称大仙楼。

县衙中轴线建筑，除仪门内至大堂的石牌坊外，尽管复建时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历史的错误，但基本上都重建起来了，重建历史遗址是很难不出错误的。根据旧县志图示，西侧还有牢狱、督捕厅、洪善驿、马王庙等尚未重修。东侧的土地祠、酂侯庙、粮厅、花厅、壮班房等已重修完毕，并向游人开放。

“壮班房”以及大堂月台下原有的“差役房”（东西对称，现暂未复建），是县衙里“三班衙役”之住所。所谓“三班”即皂班、快班、壮班。虽然都是衙署之差役，但其分工不同。皂班即皂隶，主司站堂、报事、行杖等内职。清代平遥县衙皂隶编制为知县用皂隶16名，县丞用皂隶四名，典史属下皂隶4名，洪善驿皂隶2名，接递甲皂20名。每名皂隶年工食银一律6两。快班即捕快，也分步快和马快，负责缉捕人犯。清代平遥县署设捕快8名，年工食银及草料银共134．4两。壮班即民壮，每年由当地百姓中轮派青壮年担任，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及衙署内劳务。每人年工食银6两。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平遥县衙还有狱卒、轿夫、灯夫、禁卒、伞扇夫、库子、斗级、仵作（法医）等杂役，工食银也是每人每年6两。

“三班衙役”和杂役，其地位比胥吏更低，除壮班为良民百姓派子弟轮流服役外，一律被社会视为*役，投充者多为当地市井无赖。清代规定差役不得与良民结婚，其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更不得做官。所以许多家族规定子孙不准充当差役，否则要削其族籍，不准入祠入谱。

差役们工薪低，待遇差，更无“养廉银”之说。但他们凭着手中的“传票”、“铁链”为本钱，在缉捕人犯、堂上行杖、押解犯人、查赃、催科、验尸等执行公务时，可以到处敲诈勒索百姓。真是“权之所至，不在大小”。清朝的纪晓岚说：“在百姓眼里，差役只比天子差一等而已。”清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捕役八大害：“豢贼分肥，纵贼殃民，勒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私起赃物，侵剥盗贼。”捕役们常用“贼开花”的招数，即有盗案发生时，信口诬指些殷实人家为窝主，顺便拘押，逼迫他们出钱“洗贼名”。也有借“起赃”为名去翻箱倒柜，顺手牵羊，甚于盗贼。更有甚者，收盗贼为徒，三七分成。

通过对平遥县明清两代旧县衙的开发研究，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县级政权机构是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其统治得力与否，关系着整个天下的稳定。明清两代在县级行政统治方面已有了一整套完善的经验了。首先是加强了正印官的权力，尽管下面设有佐贰官，如县丞、教谕等，各有所司，但政权最后都要统归于知县。官、吏、役等的等级特别森严，不许混淆。其次是从千百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办事机构，“三班六房”各司其职，还可聘用幕友，以保证知县统治权的有效运用。对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之职责、招聘、任期、役满出路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是制订了完整的基层政权的法规条令。除《会典》、《则例》中的有关条款外，清朝政府还特别编修了《州县事宜》、《牧令书》等，是专门针对州官、县官的政书，对州县正印官进行约束规范，使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清代县级行政组织，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阶段。

古代朝廷任命的最小的官是县令。那么县令下面的属官怎么选拔的？

古代最小的官不是县官，县官一般是7品，甚至有5品的县官，县官下面一般有同知（副县长），主簿（管理税收，行政的副县长），县丞（公安局长），典史，教谕，巡检，驿丞，以及士曹，法曹，税曹，刑曹等等，这些有品级的都是国家任命的，相当于现在的编制内人员。

牢头，捕快之类的，一般是就地招聘来的，属于长期合同工，不是编制内的了。明清时期，县官还有师爷，是县官花钱请来的秘书。

扩展资料：

县令。官名。战国时三晋（魏、赵、韩）和秦已称县的行政长官为令。

秦商鞅变法，并诸小乡为县，置令及职责。县令本直隶于国君，战国末年，郡县两级制形成，县属于郡，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秦、汉法令规定，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县官称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

万户以下的称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汉以后放宽尺宽，所辖户数不及汉制十分之一。南朝县，户数一般很少，而《宋书·州郡志》所载，大多为令。后遂一律称令。

《隋书·百官志》只说陈五千户以上县令与五千户以下县令，不提县长。北齐县分九等，县官一律称令。

隋、唐因之，只以县的等第，分定县官品秩，唐县令，京县、畿县正五品上有与正六品上，余自从六品上至从七品下，宋县令只存虚名，以京朝官任其职，称知某县事，因而有知县的名称。元为县尹。明、清以知县为正式官名。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称县知事；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县长, 中共执政后，县长低于市长（地级市）而高于乡长。县长是一个县的第二把手（仅次于中共县委书记），一般也是该县的中共县委副书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古代官位等级

百度百科-县令

山西平遥古城，曾是最有钱的古镇，却因为太穷，而“因祸得福”

在山西省晋中市的平遥县。有一座距今28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叫平遥古城。是保存至今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据说这里曾有刘伯温留下的宝藏。

平遥古城的面积约有2.2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有6163米，高12米，整个平遥古城就像一只缩着头保护自己的乌龟，也寓意着一座城保护城里的老百姓，乌龟的尾巴是北门，而四条腿也是四扇城门，所以平遥古城也被称为“龟城”。

平遥城里有四大街，八小街，从高处望下，72条小巷就像乌龟身上的纹路，也像是个庞大的八卦镇。神奇的是这里路路相通，四通八达。

在古城内有一个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县衙“亲民堂”，民字中间多了一点，大概是要表达对老百姓要多亲民一点吧。走进这里，仿佛穿越到了古代县太爷升堂的感觉，县衙有三个门，一边叫死门，是给死囚犯走的，一个叫人门，给普通老百姓走的，中间的叫仪门。古县衙保持了原有的风貌，有讯杖，跪石，夹棍等，“帝制早废，县衙犹存。”相信当年的县太爷怎么也想不到如今的这里成了旅游景点，供人参观的地方。

在西大街上是曾经中国最时的金融街，这里有着中国第一家银行，叫日升昌，在以前没有票号之前，运银子都是要请镖局押送的，风险大，而且费用也高，这也让有心的商人看到了商机，于是在各地开办了日升昌票号，结果日升昌的出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分号开遍了全国各地30余家，甚至后来还到了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并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

钱庄票号肯定有银库的，在这财富的中心处，有着地下银库，来取钱的人通过金井把现银提出来，就像现在的提款机一样，据说在地窖里还有一根刘伯温的神龙木，因为了有这根神龙木，平遥古城才能保持千年不衰。

除了金井，还有口万吉井，它的口径比较大，也密道相连，直通县衙，估计是当年不知哪位县太爷逃生的密道。

在整个古城的中轴线上，有座城隍庙，它坐北朝南，庙堂是中国道教庙宇的典型样式，有牌楼，山门，城隍殿，游廊，厢房等层层叠进，让人感觉这里即有寺庙的特色，又有官司宅的风格，特别是屋顶上的琉璃，是清代原件，经历了百年风雨，依然色泽如初整个庙宇气势宏伟，景致非常精致。

在平遥古城里有三宝，用夯土筑就而成的古城墙便是其一宝，从明朝扩建至今，经过600多年的风霜，依然雄风不减，城墙约有6公里，3000个垛口，72座敌楼。在东南角还修建了“魁星阁”，这在古代人心中象征着文运昌盛，”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韵味。

第二宝是镇国寺，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里面的彩塑，雕刻等艺术都是珍品。

而第三宝是双林寺，寺里有2000多尊元代到明代的彩色泥塑，被称为“彩塑艺术宝库。

当然，在平遥古城里，有很多宝藏，若大的古城，并非我这三言两语能够表达清楚的。而这个曾经最有钱的一个地方，也许你怎么也不会想到，平遥古城能够完整的保留至今，是因为“太穷了”。在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经济发展变的缓慢，当地政府穷的没有钱盖房子修马路，所以古城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这应该算是因祸得福吧，如今这里成了AAAAA级的旅游景区，成了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古城的一砖一瓦都是如此的厚重，仿佛是要向世人倾诉它曾经经历过的风霜，古城把秘密留在了时光里，而你是它等待已久的探秘者，走近它，了解它，感受它，最后分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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