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元朝农业机械学家王祯简介，王祯发明了什么？
- 2、清廉的官都有谁啊？（急需！！）要有小故事的！！！
- 3、县官武大郎
- 4、全国廉洁典型人物事迹有哪些?
- 5、金世俊：廉洁勤政清官之首
- 6、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元朝农业机械学家王祯简介，王祯发明了什么？
人物生平
王祯的家乡，在元初已是封建文人荟萃的地方。早在窝阔台时代，万户严实就曾经在东平“兴学养士”，当时的名士，如李昶、王磐、徐士隆、李谦等都曾在东平先后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人才，著名的有徐琰、申屠致远、孟祺等人。其中孟祺在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曾任山东西道劝农副使，曾参与编写过《农桑辑要》一书。王祯可能受其影响而开始接触农学，他在《王祯农书》中曾引用许多《农桑辑要》的资料。关于王祯的生平活动，有据可查的史料很少，史书有记载的是他做过两任县尹。一是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职六年；二是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
工作态度
王祯恪尽职守，公正无私，勤勉务实，为民办事。他在旌德县尹任内，为老百姓办过许多好事。据《旌德县志》记载，他生活俭朴，经常将薪俸捐给地方兴办学校，修建桥梁，整修道路，施舍医药，教农民种植、树艺。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多山，耕地大部分是山地。有一年碰上旱灾，眼看禾苗都要旱死，农民心急如焚。王祯看到旌德县许多河流溪涧有水，想起从家乡东平来旌德县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种水转翻车，可以把水提灌到山地里。王祯立即开动脑筋，画出图样，又召集木工、铁匠赶制，组织农民抗旱，就这样，水转翻车使旌德县几万亩山地的禾苗得救。
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
王祯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从中央到地方 *** 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无论是在旌德还是永丰任职，王祯劝农工作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植桑树若干株；对麻、禾、黍等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画出各种农具图形，让百姓仿造试制使用。同时，王祯“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在永丰县尹任内，王祯以奖励农业和教育为主要任务，经常购买桑树苗、棉花籽教导农民种植，鼓励他们种好庄稼。旌德、永丰两县民众对他十分敬重，念念不忘。
吃饭是百姓的头等大事
王祯认为，吃饭是百姓的头等大事，所以作为地方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否则就无法担负劝导农桑的责任，因此，他留心农事，处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每到一地，就传播先进耕作技术，引进农作物的优良品种，推广先进农具。这些做法为后来撰写《农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生产技术不断提高
元朝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经验更加丰富，农业生产也有了更大发展。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封建统治者逐渐看到农业生产有利于封建剥削，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开始采取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设置劝农官、建立专管农桑水利的机构司农司、等等，这从一定程度上对农书的编写产生了推动作用。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先后产生了几部农业科学著作。
王祯《农书》大约是在旌德县尹期间着手编写的，直到调任永丰县尹后才完成。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王祯又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自序，正式刻版发行。
王祯在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县官），任职6年，后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他在县尹任内，为老百姓办过不少好事。据《旌德县志》记载，他在县尹任内，一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从未搜括过民财。不仅如此，他还捐出自己的部分薪俸，办学校、建坛庙、修桥梁、兴办了不少造福于民的公共事业。此外，他还兼施医药，救济穷苦有病的人，深受当地人民的称赞。
廉洁奉公的县官
王祯不仅是廉洁奉公的县官，而且是劝农兴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农学家。他认为作为地方官，如果不熟悉农业生产，不懂得农业知识，就难尽到劝导农桑的责任。他不仅搜罗以前的历代农书，孜孜研读，而且经常注意观察各地的农事操作和农业机具，从而为他撰写农书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那些只知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些人自己都不懂“农作之事”，“安能劝人”。他们常以劝农为借口，前呼后拥地下乡敲诈勒索，名为“爱民”，实是害民。他还说，这些当官的只以“骄奢为事”，从来不想一想所享用的一寸丝、一口饭都出自“野夫田妇之手”，他们横征暴敛，尽力搜括民脂民膏来养肥自己。他的言行充满了对穷苦人民寄予的深切同情。
四大农学家之一
王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农学家之一，同汉代的汜胜之、后魏的贾思勰、明代的徐光启齐名。《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前人在农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全面系统地解释了广义农业生产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
中国先秦的农书
只在《吕氏春秋》中保存了一些片断；汉代的《汜胜之书》只残存了3700字，已经无法见到它的全貌。后魏的《齐民要术》虽然具有农业全书的性质，但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上不如《王祯农书》，它在总论方面，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在粪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没有专篇论述。至于“农器图谱”就更是缺如了。南宋的《陈农书》虽然在理论体系方面有重要发展，但是囿于地区的局限性，只述及了南方地区的水稻种植、耕牛和蚕桑，尚不具备农业全书的性质。早于《王祯农书》40年成书的《农桑辑要》是元初官撰的农书，主要摘录元代以前农书的资料编辑而成，新的创造较少，并且主要是适应北方需要的农书。
王祯农书 简述
《王祯农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37集本，包括“农桑通诀”6集、“百谷谱”11集、“农器图谱”20集。一种是22卷本，包括“农桑通诀”6卷、“谷谱”4卷、“农器图谱”12卷。两种本子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后者将谷谱由11集并为4卷、将农器图谱由20集并为12卷。全书约13.6万字，插图281幅。
《王祯农书》的突出特点有四：
一是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广义的农业
《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诀”部分，可以说是农业总论。它比较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开头以“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为题，叙述了农事和蚕桑的起源，将王祯所处时代的农业同历史的农业联系了起来，把元代的农业作为历史农业的一部分，使它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纽带。接下来以“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狭义农业的各个方面。首先，它以“授时”和“地利”两篇探讨了农业生产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强调了农业生产中“时宜”和“地宜”的重要性。在尊重天时、地利等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等专篇，概述了农业种植中的各项问题。“农桑通诀”还分列了“种植”、“畜养”、“蚕缫”等专篇，阐述林、牧、副、渔等广义农业各个方面的内容。它还以“孝弟力田”、“劝助”、“蓄积”等篇，宣扬了封建官府的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读完“农桑通诀”之后，使人们对广义农业的内容和范围，以及农业生产中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各个方面，都能有个清晰明了的认识。这是《王祯农书》的一大特色。
二是兼论南北农业
对南北农业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王祯农书》之前的几部重要农书，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是总结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著作，《陈农书》又是专论南方农业的，只有《王祯农书》才是兼论南方和北方农业的。它对南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功能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这是它的又一重要特色。王祯成长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黄河下游齐鲁之地，后又长期在南方作地方官，这种条件使他对我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生产都比较熟悉，所以他能从全国范围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
三是有比较完备的“农器图谱”
在《王祯农书》以前，论述农具的书有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其中所介绍的农具以江东犁为主，兼及耙、砺、碡等几种水田耕作农具，没有图。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该书已经失传）所收的农具，不仅数量不及王祯的“农器图谱”多，而且也没有图。在《王祯农书》以后的重要农书，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虽然也有“农器图谱”，但是它们多抄自《王祯农书》，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由此可见，《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王祯在古农书中的一大创造。它约占全书篇幅的4/5，插图 200多幅，涉及的农具达 105种，可说是丰富多彩，洋洋大观，别开生面。
四是在“百谷谱”中对植物性状的描述
。《王祯农书》中的“百谷谱”，是分论各种作物栽培的。其中包括谷属、属、蔬属、果属、竹木、杂类等内容。这一部分同其他古农书比较，多了植物性状的描述，这也是《王祯农书》的一项创举。如谷属中的梁秫，就有“其禾，茎叶似粟，其粒比粟差大，其穗带毛芒”的描述；谷属中的蜀黍，有“茎高丈余，穗大如帚，其粒黑如漆、如蛤眼”的描述；属中的冬瓜，有“其实生苗蔓下，大者如斗而更长，皮厚而有毛，初生正青绿，经霜则白如涂粉，其中肉及子亦白”的描述；■属中的芋，有“叶如荷，长而不圆，茎微紫，乾之亦中空，根白，亦有紫者，其大如升，食之味甘，旁生子甚多，拔之则连茹而起”的描述；■属中的芡，有“叶如荷，皱而有刺，花开向日，花下结实”的描述；蔬属中的薤，有“叶似韭而阔，本丰而白深”的描述；蔬属中的韭，有“丛生、丰本、叶青、细而长、近根处白”的描述。
主要贡献 原则方面有新的创造
王祯为了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时宜”原则，创制了“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对历法和授时问题作了简明总结。同时，他还指出：要不依历书所载月份，而用节气定月，这样就可以正确代表季节性变化；其次图中所列各月农事，只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当按照纬度和其他因素来变更。如果各地都能斟酌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这样一个农事月历，对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时宜”原则将会有重要帮助。为了在农业生产中贯彻“地宜”原则，王祯创制了一幅《全国农业情况图》。这幅图是根据全国各地的风土和农产知识绘制的，它能帮助人们辨别各地不同的土壤，以便遵循“地宜”原则，实行因土种植和因土施肥。
优良传统经验进行了新的总结
（1）在北方旱地耕作中强调深耕细耙。王祯认为只有“深耕易耨”才能“岁可常稔”。他不仅认为“犁深为功”，而且强调“耙熟为全功”。又说：“耙劳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实栗难矣。”他还总结了先浅耕灭茬，然后再细耕多耙的新经验。（2）对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作了新的概括。王祯把北方旱地的耕作体系概括为“耕、耙、劳”。所谓“其耕种陆地者，犁而耙之，欲其土细，再犁再耙，后用劳，乃无遗功也”；所谓“犁耕既毕，则有耙劳，耙有渠疏之义，劳有盖磨之功”等，都是对北方旱地翻耕法耕作体系的概括。与此同时，王祯对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概括为“耕、耙、耖”。即所谓“南方水田，转毕则耙，耙毕则耖，故不用劳”。
总结了北方旱地实行套耕的新经验
王祯提出“所耕地内，先并耕两犁，■皆内向，合一陇谓之浮■，自浮■为始，向外缴耕，终此一段，谓之一缴，一缴之外，又间作一缴，耕毕，于三缴之间，歇下一缴，却自外缴耕至中心，作一■，盖三缴中成一■也。其余欲耕平原，率皆仿此”。这是王祯对北方旱地采行内外套翻法，减少开闭垄，提高耕作质量这一新经验的总结，从而将北方旱地的耕作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4）
总结了南方稻田旱作
“开■作沟”的新经验。南方向有“水乡泽国”之称，因此，南方稻田在收稻之后复种旱作时，“最忌水湿”，这是实行稻麦两熟的一大障碍。经过长期探索，大约在元代，人们才创始了“开■作沟”、整地排水的经验。王祯在他的《农书》中首先总结了这个经验：“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之，以种二麦。其法：起■为■，两■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泄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之再熟田也。”这一经验总结，为南方稻田实行稻麦两熟、夺取稻麦双丰收，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然是南方稻区夺取二熟高产的关键措施之一。
强调秋耕为主
春耕为辅”的原则。北方旱地有春旱多风，夏秋多雨的气候特点，为了适应这个气候特点，以便保墒防旱。王祯引用《韩氏直说》中总结的经验：“凡地除种麦外，并宜秋耕。秋耕之地、荒草自少，极省锄功，如牛力不及，不能尽秋耕者，除种粟地外，其余黍豆等地，春耕亦可。”提出了秋耕为主，春耕为辅的原则。
开辟“粪壤”和“灌溉”专篇，将增肥和灌水摆上农业增产的重要地位
在王祯以前的重要农书中，大都没把增肥和灌溉放在重要地位，如《汜胜之书》和《齐民要术》中的农业总论部分都没有谈到增肥和灌溉问题，只是在各论部分中才谈到，可见肥水问题在农业增产中仍然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及至南宋的《陈■农书》虽列有“粪田之宜”专篇，却重在理论阐述，实践性较差。《王祯农书》不仅将“粪壤”和“灌溉”摆在“农桑通诀”这个总论的重要位置上，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新发展。
粪壤理论的新发展
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然土壤只具有自然肥力，而农业土壤不仅具有自然肥力，并且具有人工肥力，而“粪田”则是人工肥力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粪壤”二字的深刻含义，就在于它表达了“农业土壤”的本质特征。正象王祯所说的：“田有良薄、土有肥硗，耕农之事、粪壤为急。粪壤者，所以变薄田为良田，化硗土为肥土也。”王祯还继承和发扬了《陈■农书》中提出的“地力常新”理论，他指出：“所有之田，岁岁种之，土敝气衰，生物不遂，为农者，必储粪朽以粪之，则地力常新壮，而收获不减。”王祯还首先阐发了施肥是化无用为有用的思想，他说：“夫埽除之猥，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乎，田得之为膏润，唯务本者知之。”
广辟肥源的新努力
要增施粪肥，必须广辟肥源。王祯提到的肥源有苗粪、草粪、火粪、大粪、小便、泥粪、旧墙土、草木灰、糠秕、谷壳、腐草、败叶、泔水、马蹄羊角灰、沃鱼水、沟泥水、淘米水、禽兽毛羽亲肌之物等，比以前农书中提到的肥源大为增加。王祯不仅特别重视绿肥的应用，而且称栽培绿肥为“苗粪”，称野生绿肥为“草粪”，首次对它们进行了区分。
积肥沤粪的新措施
为了增积粪肥，王祯提出了设置常年积肥车的新措施。他说：“农圃之家，欲要计置粪壤，须用一人一牛或驴，驾双轮小车一辆，诸处搬运积粪，月日既久，积少成多，施之种艺稼穑倍收。”为使粪肥腐熟，提高肥效，王祯提出了田头沤粪的主张：“南方治田之家，常于田头置砖槛窖，熟而后用之，其田甚美。北方农家亦宜效此，利可十倍。”
对农田灌溉的新认识
王祯在“农桑通诀”中专辟“灌溉篇”，把农田灌溉摆在重要地位。他通过追溯古代治水和修筑沟洫的情况，说明兴修农田水利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通过列举古代水利工程的遗迹，以及难以数计的中小型水利工程，说明“兴废修坏”是发展农田水利的重要途径；又介绍了多种引水方法，指出各种地势引水灌溉的方法；并总结了围田和圩田的经验，指出南方“水乡泽国”兴水利、除水害的途径。王祯在“农器图谱·灌溉门”中还介绍了翻车、筒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高转筒车、水转高车、戽斗、刮车、桔槔、辘轳等水利灌溉的工具和器械，以及水栅、水闸、陂塘、水塘的效用和做法。并且指出，这些设施不但可以灌溉农田，而且“又得通济舟楫，转激碾■”，陂塘“又可畜育鱼鳖，栽种菱藕之类”，实现水的综合利用，做到灌溉、航运、水力、水产的结合。
田制门 区田法的重要变化
《王祯农书》中所载的区田法，与《汜胜之书》中所载相比较，有三个重要变化：其一，《汜胜之书》中所载的区田法有带状区田和方形区田两种方式，而《王祯农书》中所载的区田法只有方形区田一种方式。其二，汜胜之所说的方形区田有上、中、下三种方式，而王祯的方形区田已简化为一种方式，并将汜胜之时6至9寸见方的小区改为1尺半见方的大区；同时缩小区间的距离，扩大了土地利用面积。其三，元代的区田增加了间套复种的内容。
对南方几种特殊土地利用经验的系统总结
由于女真铁骑的南侵，宋代中原人民不堪战乱的侵扰，大量南迁，“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迫使人们开展了“与水争田”和“与山争地”的斗争。因此，自宋代以后，在南方各地出现了围田、圩田、柜田、涂田、架田、沙田、梯田等几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及至元代，王祯在他的《农书》里首次系统地总结了这些特殊的土地利用经验。这是王祯在农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
积极宣传和推广新创制的农业机具
《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古农书中是一项创举。它所收集的105种农具都采用图文并重的形式，对它们的发展历史、形制和操作方法都作了详细介绍，特别是对新创制的农具作了大力宣传和推广，这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下着重介绍宋、元间新创制，并载入“农器图谱”的农业机具。
（1）新创制的耕耘器具。■刀，是开荒时走在犁的前面，用以割除芦苇，清除障碍，提高工效的工具。铁搭，适应南方水田土壤的耕垦工具，一般具有六齿或四齿。秧马，能行于泥中，便于水田作业的工具。耘荡，适于水田中耕除草的耕耘工具。耘爪，用竹管加上铁尖套在手指上，用以耘田的工具。耧锄，华北平原用于畜力耕耘的器具，一天可耘田20亩，工效很高。镫锄，用于中耕除草的工具，由于它没有两刃角，在锄草时不易伤禾苗。粪耧，在耧车上附加施种肥的装置，用以施种肥。瓠种，在瓠上安木柄，瓠下安木嘴，用于垄畔播种的工具。砘车，在耧车后边配上石制砘车，能沿耧脚所开的沟进行镇压，能使种土相亲，有利于发芽出苗。
（2）新创制的收获农具。推镰，这种用木做成横架及长柄，并安上小轮进行收割的农具，比一般的镰刀可提高工效好几倍。麦绰，是将长镰形的麦钐装置在一个簸箕形的麦绰上面，在木柄和轴上系以绳索，一手执绳、一手执轴，收割麦子既整齐又快。在麦绰的后面带着4个小轮的麦笼及拖杷。使用这种收割器，一天的收割量比用其他工具多几倍，并且很适合在较大的地块上工作。其他如收割水稻的钹，割麦穗的捃刀，割谷穗的鉴刀等，对提高收割工效也起了重要作用。
（3）新创制的灌溉机具。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可以看到7种新创制的灌溉机械。
翻车，即龙骨车，是往高处提水的工具。水转翻车，其制与人踏翻车相同。于流水岸边掘一狭堑，置车于内，车之踏轴外端做一竖轮，竖轮之旁架木立轴，置二卧轮，其上轮适于车头竖轮辐支相间，乃擗水傍激，下轮即转，则上轮随拨车头竖轮，而翻车随转，倒水上岸，这是水力翻车。牛转翻车，在无流水处用之。下轮置于车傍岸上，用牛拽转轮轴，则翻车随转。这种翻车的工效大于人力翻车一倍。驴转筒车，就是水转筒车，但于转轴外端别造竖轮，竖轮之侧，岸上复置卧轮，与前牛转翻车之制无异。这种水车适于在“临坎井”或“积水渊潭”处使用。高转筒车，其高以10丈为准，如田高岸深，或田在山上，皆可及之。水转高车，遇有流水岸侧，欲用高水，可用此车，其车亦高转筒车之制，但于下轮轴端别作竖轮，傍用卧轮拨之。刮车，是上水轮，其轮高可5尺，辐头阔止6寸，如水陂下田，可用此具。
这几种水车的原动力：翻车和刮车用人力；水转翻车、水转高车和高转筒车用水力；牛转翻车和驴转翻车用畜力。可见在元代不仅已利用人力、畜力以及水力进行灌溉，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时期已经较广泛地利用机械原理，特别是对齿轮轮系的利用。
（4）新创制的农产加工机械。《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连二水磨、水转连磨、水击面罗、水轮三事等，都是元代新创制的高效率的农产加工机械。如水转连磨“或作碓碾，日得谷食，可给千家”。水轮三事，用一台机械可以发挥磨、砻、碾的作用。
以上这些创造和革新，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在生产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农器图谱”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积极宣传和推广这些新创制的农业机具，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
发展林、牧、副、渔各业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1）在发展林业方面，“农桑通诀·种植篇”首先通过介绍历史上发展林业的成功经验，阐述了发展林业是“利博”和“兴国”的大事，不可缓。王祯将其发展重点放在栽桑、种果和材木等几方面。关于栽桑，王祯介绍了桑树的种类、性质、繁殖，以及施肥、修剪等管理方法；在种植材木和果树方面，王祯介绍了前人种植材木和果树的“明效”，以及移栽树木的方法，并着重介绍了桑树和果树的六种嫁接方法：即身接、根接、皮接、枝接、靥接、搭接。王祯在“百谷谱·果属”中介绍了梨、桃、李、梅、杏、柰、林檎、枣、栗、柿、荔枝、龙眼、橄榄、石榴、桔、柑、橙、银杏等南北果树的栽培方法。在“百谷谱·竹木”中则介绍了竹、松、杉、柏、桧、榆、柳、柞、楝、楮等林木的栽培管理方法，为发展林业生产提供了技术经验。
（2）在发展牧业方面，“农桑通诀·畜养篇”总结了养马、牛、羊、猪、鸡、鹅、鸭的经验。在养马方面，王祯继承和发扬了“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经验。在养牛方面，王祯认为“养牛，必有爱重之心”，然后才能“视牛之饥渴，犹己之饥渴；视牛之困苦羸瘠，犹己之困苦羸瘠；视牛之疫疠若己之有疾；视牛之孕育若己之有子也”。如果能这样，牛就一定蕃盛，还怕什么田地荒芜呢？王祯认为要养好牛，就要在“勿犯寒暑”、“勿使太劳”、“时其饥饱”、“节其作息”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要准备充足的饲料，并及时为牛治病。在养猪方面，王祯总结了不少新经验，其一，是江南水地可以“取萍藻及近水诸物”作饲料；其二，是江北陆地，可种马齿；其三，是占山皆用橡食、或食药苗；其四，创始了发酵饲料，即“用之时，铡切，以泔糟等水，浸于大槛中，令酸黄或拌麸糠杂饲之”。在养鸡、鸭、鹅方面，王祯也总结了一些新经验。
在养蚕、养鱼、养蜂方面，王祯在“农桑通诀·畜养·蚕缫”中总结了养蚕、养鱼、养蜂的经验。如养蚕，王祯总结了择种收种、保存蚕种、饲养管理、调节室温、分抬簇蚕等经验。在养鱼和养蜂方面，王祯也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著作中所总结的养殖方法。
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王祯博学多识，才华横溢，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而且是一位精巧的机械设计制造家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家，还是一位诗人。王祯在机械设计上颇有造诣。他设计和绘制了大量比较复杂的农业机具图，并对一些早已失传的机械，多方征求研究，使其复原，有的还进行了改造。如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发明炼铁用的“水排”鼓风技术，到元代时已经失传，王祯经过长期反复研究，终于搞清了“水排”的构造原理，并绘制成图，载入“农器图谱”中。在复原过程中，他还把原来用皮橐鼓凤，改为类似风箱的木扇鼓风。这既节省了费用，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冶炼技术。这项复制和改革在我国古代冶铁史上有重大意义。
王祯在印刷技术上的革新，对我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北宋时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这项发明直到元代尚未得到推广，当时仍在大量使用雕板印刷术。这种方法不但费工费时，而且所刻雕板一旦印刷完毕大多废弃无用。王祯为了使他的农书早日出版，便在毕升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进行木活字印刷的试验研究，终于取得成功。这一方法既节省人力和时间，又可提高印刷效率。转轮排字法，是王祯的另一发明。他发现木活字在拣字过程中，几万个木活字一字排开，人们穿梭来往很不方便，于是他就设计制造了转轮排字盘，从而为提高拣字效率和减轻劳动强度创造了条件。
获得荣誉
2015年被列入造纸工业世界名人堂，这是继蔡伦之后，中国第二位造纸印刷行业的大师得到此殊荣。
文献
原始文献
〔1〕（元）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 1963。
〔2〕王毓瑚注：王祯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研究文献
〔3〕万国鼎：王祯和农书，中华书局，1962。
〔4〕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古代三大农学家，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
〔5〕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中国古代农业科学家小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清廉的官都有谁啊？（急需！！）要有小故事的！！！
子罕，公仪休，刘宠，杨震，包拯。
不贪为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以不贪为可贵、崇高，也表示廉洁奉公。
这个成语来源于《左传.襄公十五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念楼曰】 鲁襄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五七年，距今已二千五百五十八年。那时的大官对来行贿者的态度，比今之成克杰、胡长清辈为何如？亚里士多德云：“德性生于天成，成于习惯。”若不相信人性越来越坏的说法，那么社会习惯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风气”，影响可就太大了。
【《左传·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公仪休
常常见人在文章中感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公仆，觉悟怎么还没有某某古人高呢？我对这种感叹向来就不以为然，所谓“觉悟”，指的是一个人由模糊而认清，由迷惑而明白，都是就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事而言的。相对于某件具体的事情的认识，今人并不一定就比古人高明。不信，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了一个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这个公仪休在饮食方面最大的爱好就是吃鱼。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给他献上了一条鱼。按咱们今人的“理解”，一个堂堂相国，收人一条鱼算什么，让人直接拎到厨房去得了。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老人家竟然坚决不受。他的弟子们都劝他，你老人家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如今人家送上门来了你怎么反而不要呢？公仪休解释说:“我正是因为喜欢吃鱼，才坚决不接受这条鱼的。你们想，如果我今日收下了这条鱼而导致有朝一日丢了相位，虽然我喜欢吃鱼，却再也不能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如果我不收这条鱼，保住自己的相位，就能够长久地靠自己的俸禄买鱼吃了。”
就公仪休拒鱼这件事来说，这公仪休相国的“觉悟”还真比今天的有些“人民公仆”高。(换成今天的某些领导，你那条大鱼就是用纯金打造的他也敢收！)公仪休的“觉悟”之高，首先高在他的明智上。
“鱼我所欲也，相位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相位也。”公仪休在拒鱼时念没念叨这段话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公相国终究为自己的前程果断克制了爱鱼之念，他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明智的。无论今人古人，总有许多人一旦利益障目，就变得是非不明鼠目寸光，被眼前利益牵着鼻子走，以致做了眼前利益的牺牲品。而公仪休始终没忘记凡事要权衡利弊得失，懂得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贪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道理。公仪休面对眼前利益的清醒和明智，和今日官场那些一朝大权在握，便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谋私，迫不及待大捞特捞，最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短视之徒相比，是不是要胜出多多？
公仪休的“觉悟”更体现在他老人家对法制对规则的敬畏上。实事求是地说，公仪休并不是不爱人家送上门来的这条鱼，他之所以没有收下这条送上门来的不义之鱼，是因为他不愿意冒丢官弃职的风险；也就是说，作为相国的他还有所畏惧。收下一条鱼，也许还不至于被免官去爵，公仪休却把它看作是对法制和规则的破坏。有了这样的开头，以后的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正是对法制和规则的敬畏，促使公仪休行事谨慎，利益当头时能三思而行，自觉用法制和规则来约束自己。“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公仪休于此论大概是深有体会的。“欺公”的人也许能得逞于一时，却往往难有善终。“惧法”的人也许会有诸多的牵绊，却能生活得坦坦荡荡，不必时时惧怕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种种诱惑，最终顺利绕过人生路上诸多私欲的陷阱。
今人说的“觉悟”，常常与“阶级”结合起来，被想当然地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仿佛一说“觉悟”，就上升到了高尚的人格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度。如此一来，当然就以为今人的“觉悟”要比古人高了。其实，在共产主义道德还只是一种美好追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应回到“觉悟”的本义上。做到不被眼前利益蒙蔽心灵、敬畏法律和规则是最高的“觉悟”。
刘宠
刘宠，字祖荣，东汉牟平人。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孙，牟平侯刘渫的后代。青年时期，刘宠因“明经”被举荐为孝廉，出任济南郡东平陵县令，政绩有声。后升任豫章、会稽太守，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政绩卓著。后升职入京，山阴县(会稽郡首县，今浙江绍兴)有五六位须眉皓白的老人，特意从乡下远来给他送行，每人带百文钱赠他。刘宠不肯接受，只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最大的收下，以作纪念，后人便称他为“一钱太守”。清代监察御史杨维乔在诗中写道：“居官莫道一钱轻，尽是苍生血作成。向使特来抛海底，莒波赢得有清名。”
刘宠入京后，历任宗正大鸿胪、司空、司徒太尉等职。一次他出京到外地，路经亭舍，想进去休息片刻，管亭舍的官吏拒而不纳，说：“我们这里特意整顿洒扫一番，专门等待刘宠大人的到来，你有什么资格来住呢!”刘宠听了，一言不发，悄然离去。时人称颂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刘宠被免职，返回乡里。后卒于家中，葬牟平莒岛(现养马岛)。其一生清廉俭朴，在《后汉书·循吏传》中被奉为楷模。清代著名文人宋克智在诗中写道：“冷落东牟汉室亲，坚持清节作名臣。到今千有余年后，占得吾乡第一人。”
无私无畏的杨震
提起东汉人杨震，不少人感到陌生，有些人只是对他的却金“四知”熟悉。这个史料，在反腐败的文章里是经常被引用的。
还是从这个史料入手，来认识杨震吧。杨震在出仕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径昌邑。县令王密本是荆州的茂才，曾得到杨震的推荐。这天已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10斤相赠。杨震毅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还是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只好羞愧地出门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年50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是大器晚成，虽50岁才当官，但官运亨通。按说，这么大的年纪才当上官，是很不容易的，用今天某些贪官的话讲，有权不用就会过期作废。但他却为政清廉，无私无畏，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敢于同邪恶势力斗争，直至被诬自杀。
在廉洁方面，却金说“四知”，只是杨震不接受私人馈赠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的薪水很高?非也。杨震的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皆以步代车。亲朋故旧诚意劝他，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开办私人产业，从中牟取利润。但是，杨震始终没有同意。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意思是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留下了清白廉正的名声，不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吗！
无私方能无畏。尽管杨震谓位列三公，但他从不阿谀权贵，也不愿慷公家之慨去讨好他人，而是正色当朝，纠偏纠妄。汉安帝的奶母王圣，仗着抚养安帝有功，不但自己为非作歹，而且怂恿女儿佰荣在宫里恣意骄淫，行贿受贿。杨震为此上疏安帝，要求“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佰荣，莫使往来”。但是，由于安帝的屁护，王圣阿母和女儿佰荣更是肆无忌弹。佰荣又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瓌私通。刘瓌娶佰荣为妻以后，也因而得以袭刘护之职而擢位侍中。对此，杨震义愤填膺，再次上疏诤谏，指出刘瓌拜官封侯“不合经义”，要求将侍中之位传袭给刘护的同母弟刘威。但安帝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在中常侍樊丰和侍中周广、谢恽等人的煽动下，为王圣阿母大修第宅。
延光三年，樊丰等人趁安帝东巡泰山的机会，伪诏争相修建住宅。不久，樊丰等人听说杨震在调查此事，害怕真情泄漏，便共同造谣中伤杨震，又奏请安帝收回杨震的太尉印绶，将他遗返原籍。当杨震行之城西几阳亭时，慷慨地对子侄和随从们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祭祠。”说罢，饮鸩酒而死，年70有余。可以说，杨震的自杀，不是自身有罪的畏罪自杀，也不是走投无路的无奈自杀，而是以自己的死来抗争社会的不公。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立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已死了1876年了，但他和他的却金“四知”，仍被世人所传颂。
县官武大郎
水浒传》里武大郎奇矮不够三尺，靠卖烧饼谋生，后因潘金莲与西门庆有染，继而二人商量毒死武大郎。可事实中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并非如此，武大郎以清政廉洁、为人正派出名，是世人称赞的好县官，从来没有卖过烧饼。潘金莲也是一位品貌双全，相夫教子有方的贤妻良母，是位贞节之妇。如今河北清河县武氏后人，曾多次为其祖先辨白，至今仍在呼吁。 历史上的确有武大郎和潘金莲其人，名字也没有改变，二人也正好是夫妇，武大郎的弟弟也正好是武松。武氏兄弟俩一文一武，是武氏后人之骄傲。潘金莲是位大家闺秀，出落得如花似玉。她嫁与武大郎，随夫去了湖南桑植当县令，压根儿没有淫乱之事。那么，武大郎夫妇又为啥成了其丑无比的故事典型呢？ 武大郎那年在湖南桑植为官，他的老师孔二先生千里迢迢找到桑植，向武大郎开口要钱要房子。武大郎一向清政廉洁哪有钱给他呢？见老师千里迢迢来求，又不好当面拒绝，吩咐潘金莲好酒好菜招待。孔二先生在武大郎那儿住了一个月有余，见武大郎没有一点答应的口气，于是想出了一条报复武大郎的毒计：把武大郎夫妇编成故事，骂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故事中将武大郎写成高不足三尺，以卖烧饼为生。潘金莲美过神仙，被卖到妓院，后因不接客，让老板强行嫁与奇丑的武大为妻。又写西门庆是个花花公子，调戏潘金莲得手，毒死武大郎。为了好收场，让武松杀死潘金莲和西门庆等人。孔二先生讲了一路，大约三月有余才回到清河老家，可他找不到家了。 原来，武大郎让夫人将积蓄一一取出，早已派人将孔二先生的茅屋拆了，为他盖了三间好房子。孔二先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回家后不几天就自尽了。后来施耐庵先生写《水浒传》时，将听到的武大郎故事一一信手用上。
[img]全国廉洁典型人物事迹有哪些?
全国廉洁典型人物事迹有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大名县县官遵循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于成龙严词拒收，还特地颁布了《严禁馈赠檄》，通报了大名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决不宽恕。
顾协，虽位高权重，但为政清廉，有一次，他以前的一位门生因有事相求，送礼向他行贿，顾协怒不可遏，责令将这个门生重打二十大板，赶出了门外。
司马迁行教、清廉、守法；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西门豹为官。
清廉的意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近三年，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对他的廉洁操守，人人称道。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其家眷都在京都。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住所去看望他，等回家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他，他路上做盘缠。
胡威跪在父亲面前说爹爹为官一向清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胡质说吾儿不必怀疑，此绢是我的俸禄所余。胡威谢过父亲的赏赐，遂骑驴上路。一路上，他在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
金世俊：廉洁勤政清官之首
金世俊：廉洁勤政清官之首
人物名片
金世俊（1573—1658），字孟章，号稠原，义乌县北门凌塘（今义乌稠城）人。自幼熟读《春秋》《史记》《汉书》等，过目不忘。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考中进士，历任中书舍人、吏部主事、大理寺卿、工部侍郎等职。
传奇故事
一视同仁 秉公执法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金世俊奉命出使王储封藩之地。因是钦差大臣，府衙馈赠金银财物计有二百余金，金世俊将所得财物尽数封存于汝阳县官库之中，并吩咐县令，待他远行之后，全部物归原主。
万历时，官员考课黜陟十分混乱。针对当时吏治混乱的现实，金世俊向朝廷呈奏《广集众思申明钦政以遵旧制以肃官司常疏》。在奏疏中，他提出了十条切实可行的建议，如“凡使用不正当手段要求升迁、调动荐人和保留者一概拒绝，不开后门。除特殊情况外，职、俸均按次序升转。”“官员的薪俸要有规定，目前迁升无序，过于快速，应节制。用人应择优而取，不得假公济私。”……这一奏疏对改变当时吏治混乱，做到迁转有序起到了很大作用。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金世俊完成使命回京。在当时，朝廷官员差回必得朝见家宰。金世俊回京后，前往相府拜见太宰(吏部尚书)郑鸣岘，但守门官却要他贿送银子才肯进去通报，金世俊扭转身子就回家。同年冬，时值吏部缺员，在商议铨选浙江籍官员时，郑鸣岘问浙江籍的少宰(吏部侍郎)李旭山：“贵乡这次铨选应该选谁?”李旭山列举了数人，郑鸣视皆谓不妥。最后，李旭山提出了金世俊。郑鸣岘说：“此人现在何处?”李旭山答：“在京都之内。”郑鸣岘说：“该人出差回京竟不例竭，可谓是清高之人也。目前，我们衙门之中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于是，金世俊受到了郑鸣岘的器重，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一年间历任吏部四司主事。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金世俊坚决不与魏忠贤等贪官同流合污，与左光斗、殷大中等一批忠臣被削职为民。魏忠贤伏法后，金世俊因清廉自律重新被启用，任大理寺卿，掌管刑狱执法大权。在审案中，无论官宦和平民，均一视责同仁，秉公执法。
被刁难构陷 不屈示清白
祟祯四年(1631年)，金世俊升为工部侍郎，奉诏负责监督修造九皇陵。旧例修造皇陵必先造棚殿，以备供神主之用，需耗资十余万两银子。金世俊认为这是一项浮滥钱财的工程，大可不必为此大兴土木。于是，他上疏道：“旧陵中具已有明楼，这次重修九陵，只需设一御屋，暂供神主即可，既方便又可节省开支十余万两。”
时内宦张彝宪总理户、工部钱粮，是继魏忠贤后的又一阉党奸佞。因皇上听信金世俊，免去修造棚殿工程，使他失去了一个中饱私囊的机会，故对金世俊耿耿于怀。对金世俊提出的工程开支，故意刁难，不及时审批拨款，金世俊的工程进展极不顺利。张彝宪还收受木商贿赂，互相勾结，擅自抬高木价，使国家损失百万两银子。木头尚未到京，就先预付货款过半。金世俊催要木料时，他却回说：“途中突遭兵祸，木料堆积，一时无法到京。”给金世俊出了个大难题。
原工部尚书张凤翔在职时，有木材商的二百万两货款因木料未全部交付而押在库内。现张凤翔卸任，张彝宪受了木材商贿赂后，即下发二百万两押款全部兑支的文书。为达到目的，张彝宪办了酒席，宴请工部三堂官员。金世俊拒不赴宴，亦不兑发。张彝宪十分着急，提出只要开给“监儒空札”(支票)数百张，每张四百两便是，金世俊亦不答应。
张彝宪恼羞成怒，竟指使木材商诬告金世俊儿子金汉芝贪赃枉法。张彝宪拿着这一伪证向祟祯皇帝奏本，结果金汉芝蒙冤下狱。金世俊知道后，并不为此而屈服，他向祟祯皇帝上疏申辩。祟祯看了终于明白了事情原委，金汉芝也得以 *** 出狱。
明崇祯六年（1633年），金世俊辞官回乡，粗衣粝食，居家二十余年，未曾新造一幢房屋。金世俊的清正廉明，为君臣一致称颂。崇祯皇帝于御屏上书天下三清官名字，把金世俊列为三清官之首。
中国古代十大清官
我列出 11位。按照时间顺序是：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在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颜真卿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中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排斥，被贬黜到平原（今属山东）任太守，人称“颜平原”。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建中四年（783），遭宰相卢杞陷害，被遣往叛将李希烈部晓谕，后为李缢杀。
唐代宗大历元年（765），颜真卿因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遭贬谪。三年（768）四月，由吉州司马改为抚州刺史。在抚州任职的五年中，他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公益事业。针对抚河正道淤塞，支港横溢，淹没农田的现状，带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扁担洲南建起一条石砌长坝，从而解除了水患，并在旱季引水灌田。抚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将石坝命名为千金陂，并建立祠庙，四时致祭。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抚州学子杨志坚家贫如洗却嗜学如命，其妻耐不住贫困生活，提出离婚，杨写了一首《送妻诗》，表明自己矢志读书无奈同意离婚的心情。杨妻将这首诗作为离婚的证据呈献颜真卿。颜看了杨诗后，非常同情杨的遭遇，钦佩其苦读精神，对杨妻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责罚，并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将杨留在署中任职。为此，颜还将《按杨志坚妻求别适判》公诸于众。这则判词对临川良好学风、淳朴婚俗的形成起了较好的导向作用。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是逝后追谥号“文”。小字獾郎，晚年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 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风格遒（qiú）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 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