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的年龄大概是多少
- 2、亚太区最年轻的老总
- 3、谁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将军？
- 4、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中共中央主席是谁？他是哪儿人？他有哪些故事？
- 5、谁才能为“中国最年轻市长”解围
中国最年轻的将军的年龄大概是多少
最年轻的元帅：林彪（1906年生，49岁）最年轻的大将：许光达（1908年生，47岁）最年轻的上将：肖华（1916年生，39岁）最年轻的中将：刘西元、谢有法（1917年生，38岁）最年轻的少将：吴忠（1921年生，34岁）
在55-65年授衔的所有1614名将帅中最年轻的是1964年晋升少将的王扶之（1923年生）1955年授衔时，10名元帅平均年龄57.岁，朱德最大69岁，最小的林彪49岁；
10名大将平均年龄51.7岁，最大的张云逸63岁，最小的许光达47岁；
上将平均年龄47.7岁，最大的陶峙岳63岁，最小的肖华39岁；中将平均年龄45岁左右，最大的傅连璋61岁，最小的刘西元、张池岳38岁；
少将平均年龄43岁左右，最大的史可全63岁，最小的吴忠、徐斌34岁。
亚太区最年轻的老总
中国最年轻的CEO
孙伟，一个泰安普通家庭走出来的少年，奇迹般创造了一项国家纪录——中国最年轻的CEO，今年，他刚满18岁。用他的话讲：“本来16岁就有能力开公司了，只是国家规定必须年满18岁才能做法人代表，所以，我又等了两年！” 初次见孙伟，在他的办公室，一见面，非常出乎记者的预料，确切的说，是他的成熟举止和他的形象差异之大，完全给记者来了个措手不及。之前通过电话，听声音很“社会”，但眼前却是个非常文雅的男孩子，一身休闲装，走在大街上，估计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总，明明就是一个少年学生嘛！实际上，他现在还是泰山中学的高三学生，只不过，休学半年了。 成功起点在网吧 对于一个刚满18岁的少年来说，孙伟无疑是成功者。说到成功，孙伟很谦虚，还引用了影星周润发的广告词：“成功？我才刚上路呢！”而有意思的是，孙伟上路的起点，是被家长们认为“洪水猛兽”的网吧！ 孙伟第一次接触电脑是在十二岁，那时他上初一，和别的孩子一样，接触了电脑，就爱不释手，然后一头扎进网吧里。不同的是，多数孩子沉迷于网络游戏，孙伟沉迷于网络知识。别的孩子为了游戏，可以通宵达旦，孙伟为了知识，可以废寝忘食。 家长知道孩子玩电脑，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的坚决反对，孙伟的父母也一样，特别是成绩优异的孙伟，自从迷上电脑后，成绩一落千丈，这直接成了父母老师坚决反对的有力证据。 为了“挽救”孙伟，一位老师甚至激将他：“学习好的同学玩电脑是全面发展，学习不好的玩电脑是不务正业。”这句话不是明摆着的意思吗？孙伟说，自从那次，更坚定了他要在计算机领域搞出点名堂的想法。 “没有电脑，只有去网吧！当时家里也有条件买个普通电脑，但是，那种情况下，说买电脑是学习知识，谁信啊？”孙伟把平常的零用钱全用在网吧里，白天上课，晚上上网，没有专业书籍，只能自己在网上摸索！很多专业网络技术资料只有英文版本，这给孙伟带来不少麻烦，于是，他成了网吧里唯一一个带着英汉词典上网的顾客。即便如此，很多专业词汇依然查不到，只能上网寻求帮助，有时4、5个小时才能弄明白，每次遇到这种情况他从不放弃！ 在网吧学习，最令孙伟头疼的是电脑经常死机。网吧一般都使用关机还原功能，有时眼看着杰作即将完工，电脑突然不配合了，花费巨大精力才做好的网页，就这样随着电脑死机彻底消失了！“那个时候，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欲哭无泪，只感到脑子‘轰’的一声，恨不得把电脑砸了！恼归恼，但从没
谁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将军？
中国历史上，历来对神童十分推崇，年少成名，年少为将的神童们历来不绝于耳。甘罗十二岁拜相，霍去病16岁就领兵出征。中国长达5000年的文明史中，涌现的少年英雄数不胜数，也很难统计谁是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将军。
如果把时间拉到近代，那么，在新中国开国元勋中，年纪最小的将军是可以统计出来的。如果以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年龄来算的话，那么，年仅34岁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的吴忠，将是新中国年纪最小的将军。
吴忠少将
不过在此之前，虽然革命队伍从未正式授予军衔，但是通常来说，师长及以上职位就可被称为高级将领或者将军了。如果按这个标准来算的话。年仅17岁就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的肖华上将，和在21岁担任军长和军团长的寻淮洲，将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将军。
寻淮洲
一直以来，23岁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军长、25岁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的林帅，被很多人认为是红军最年轻的军长和军团长。但实际上，1912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的寻淮洲，才是中国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
寻淮洲
1927年加入共青团并参加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之后，寻淮洲就加入了红军队伍。在革命队伍中，寻淮洲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30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担任红12军100团团长的寻淮洲率部为活捉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立下卓越贡献，他也因功晋升为红12军35师师长，此时，寻淮洲年仅18岁。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1933年10月，寻淮洲被任命为红21军军长，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长。1933年12月，寻淮洲再次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他也因此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军团长，此时的寻淮洲年仅21岁。不幸的是，在1934年伏击王耀武补充旅的战斗中，寻淮洲身受重伤，英勇牺牲。
肖华
1933年，为粉碎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下达了掀起扩红高潮的决定，由中央苏区各地优秀的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少共国际师，由此成立。年仅17岁的肖华，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尚未成年就成为师级领导，肖华上将也应该是我军历史上年纪最小的将军了。
少共国际师政委肖华
1916年生于江西兴国的肖华，早在12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共青团。1929年，年仅13岁的肖华担任了少共兴国县县委书记。进入红军队伍中，肖华虽然年纪轻轻，但工作能力十分出色，历任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师政委、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等职。
少共国际师
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肖华又曾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115师343旅政委、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因为年纪轻，肖华也在根据地被人称为娃娃司令。新中国成立后，肖华被授予上将军衔，1985年在北京病逝。
[img]中国历史上年龄最小中共中央主席是谁？他是哪儿人？他有哪些故事？
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前称中共中央主席，而现在称中共中央总书记
最年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应该是秦邦宪（博古）24岁受命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28岁交出大权，39岁因坠机遇难。
建国以后最年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现任的胡锦涛书记，2002年时，50岁就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南方周末》：他们眼中的胡锦涛
2002年11月15日，胡锦涛当选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
A.他们眼中的胡锦涛。本报记者特地于近日踏上泰州的土地，试图从胡锦涛乡邻、亲友和儿时同学、老师的回忆中，大致描绘出这位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长中的一些片段。
江苏省泰州市青年路和东进路的交汇处，矗立着一幢20多层高的工商银行大楼，大楼的一侧是一座有着两进院落的平房。平房大门紧锁，门牌上写着“多儿巷3号”。
当地人说，这就是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的旧居。
按照新华社公布的简历，胡锦涛是安徽绩溪人。但实际上安徽绩溪是他的籍贯，他的祖上多年前已从绩溪迁到泰州，胡锦涛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泰州度过的。
本报记者特地于近日踏上泰州的土地，试图从胡锦涛乡邻、亲友和儿时同学、老师的回忆中，大致描绘出这位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长中的一些片段。
B.茶庄世家。出泰州城20多公里，便是姜堰市。胡锦涛的祖辈早年在这里开有一家名为胡源泰的茶庄。
姜堰城并不大，但自古素有“粮仓”之称，“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因历史上长江、淮河、黄海三水皆汇于此，又称“三水”。
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姜堰一度十分繁华。以茶业而言，据泰州的史料记载，泰州茶业经营者多为来自徽州等地的茶叶产区的茶商，至清代规模较大的有25家，而胡源泰便是其中之一。
根据刘秉霞老人的回忆，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在姜堰打理茶庄时，经常在泰州和姜堰之间走动，为人十分谦和。在此之前，胡家在这里世代经营，到胡静之时，已经是第四代。
胡源泰的开创者胡允源是安徽绩溪人，在绩溪的地方志中记载，胡允源年轻时家境贫困，从安徽绩溪来到江苏东台，从专门采购徽州名茶的水客做起，一直到将胡源泰茶号发展成了在三泰地区（泰州、泰兴、姜堰）响当当的字号。
胡源泰的旧址在今天的姜堰城区坝口广场的南街上。坝口广场乃旧时繁华之地，并一直沿袭至今。如今这里依然原样保存着许多当年的商铺，老房子里开着新店，以南大街、坝口广场、北大街构成的这片地区商家林立，行人如梭。
建国后，因为实行公私合营，胡源泰茶号被划归当地供销社。
C.胡锦涛舅奶奶的回忆。如今的多儿巷3号已没有人居住，在它不远处的一幢楼房的二楼，住着胡锦涛的一位舅奶奶刘秉霞。
刘秉霞老人今年88岁，她透过窗户指着多儿巷3号的老屋说：“我21岁结婚后就住进了那里，一直住了60多年，几年前银行建大楼才搬到了这里。”刘秉霞说，她丈夫的姐姐是胡锦涛的祖母，“胡锦涛在老屋里住了好多年，直到考上大学才离开。”
刘秉霞回忆说，胡锦涛从小很懂事，不顽皮，“从不同人斗嘴，不同人吵架”。有时贪玩一点，大人在旁边稍微“哼”一下，他就马上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很快改过来。“这孩子不需要大人操心”。
据她回忆，胡锦涛在家里话不多，不爱宣扬。有一次他在班里被选为了班主席，家里也不知道，后来还是从他同学那里了解到这件事。那同学说：“胡锦涛在班里年龄算小的，但大家都听他的。我的成绩也不错，年龄也比他大，但大家就不听我的。”
令刘秉霞老人印象深刻的是胡锦涛学习很出色。“他放学回来把书包一放，就开始做作业。”她比喻说，“他学习就像走路，一步一步地，从不打岔。”
刘秉霞患有心脏病和白内障，但还比较开朗。作为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她基本上能用普通话与记者交流，举手投足间颇有“大家闺秀”风范。当记者提出要给她拍一张照片时，她还特地换了一件漂亮的毛衣。
刘秉霞说，胡锦涛的父母“人蛮好”。她还记得胡锦涛的父亲很疼胡锦涛，“没见过他骂孩子”。
D.学生时代。胡锦涛5岁时进入五巷小学读书，后来转学到泰州大浦小学。
大浦小学创办于1911年，是当地的一所名牌老校。当时曾与胡锦涛做过多年同班同学的居鸿富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他还清晰地记得跟胡锦涛在门堂里玩玻璃弹子的情形。
1985年，大浦小学五（3）中队举行了一个“老校友回来了”的活动，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的肯定。在大浦小学90周年纪念册里刊登了一封胡锦涛给这个中队的回信：“我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那时我也像你们一样，胸前飘扬着红领巾，和小伙伴们一起过队日，为了解出一道算术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大概也会因为淘气惹老师生过气。而当我到了不再淘气的今天，才更加体会到，学校的生活有多么珍贵，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今天的工作中有多么重要。”
1953年胡锦涛小学毕业进入私立泰州中学（简称“私泰中”，现泰州二中）读初中。这所学校有一幢挑檐建筑，名为“陈庵”，著名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第二稿就在此完成。
居鸿富说：当时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成分很看重，我和胡锦涛家里都是开店的，属于成分不是很好的人，我们感到只有把学习搞好才可能有出息。
胡锦涛的同学夏道球还记得初中三年胡锦涛的操行一直得的是“甲等”，而自己“时不时有些小动作，有时得的就是乙等”。夏道球说，初三时胡锦涛入了团，当时班上40多人，入团的不到10人，“因此入团的人都是很先进的”。
1956年初中毕业，胡锦涛考上了泰州最好的中学——江苏省泰州中学（简称“省泰中”），他和居鸿富、夏道球都分到了四班。
居鸿富说，他们那一届一共有八个班，每个班的生源都不一样。一、二班基本上是省泰中本校的初中毕业生，四班的学生则来自私泰中，后面几个班的学生来自其他几所学校和社会上。
生源的不同便有了“嫡系”和“非嫡系”之分，学校在师资上对一、二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四班向一班发出了挑战，保证最高分、平均分不输于对手”。
居鸿富说，挑战发出后班上立即展开了学习互助活动，胡锦涛的成绩在班里排在前五名，“他主动地帮助成绩比较差的同学”。
“经过努力，我们最后没有输给一班。”居鸿富说。让他感触更深的是班上由此形成了一股良好的风气，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和睦、奋进”，他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一个班的男女生之间通常有距离，但四班男女同学都一块玩，关系很好。“过了几十年，现在有的女同学回泰州还常常到我家来看我。”居鸿泰很自豪地说，“我们班重感情、重义气，这一点别的班比不上我们。”
班上这种良好风气的形成，居鸿富认为与他们的班主任有很大的关系。班主任叫沈进林，教外语。这位老师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给学生写操行评语时从不扣帽子、不上纲上线。“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得，”居鸿富说，“很多老师一看学生淘了一下气，就在评语里写‘政治上不要求上进’等等，有了这些帽子，学生前途很可能就完了。沈老师正直的人格风范对我们影响很大。”
居鸿富记得当时教室外面有一棵白果树，树枝遭雷击有时会燃起来，同学们就会很兴奋地看着玩。他还记得当时没有手表，一些“好动”的同学就用“阳光测时法”来掌握下课的时间。他们观察照射到课桌上的阳光的移动情况，在某一个位置用笔作个记号，当阳光射到那个记号时，就表明下课的时间到了。
“后来这些小动作被老师发现了，”居鸿富回忆道，“老师就把课桌挪了挪，由于位置变了，当阳光射到课桌上的记号时，时间也就不一样了。但学生也很精，就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每次上课前检查一下课桌是否对准了那个记号，这样课桌的位置就固定住了。”
居鸿富说：“那时我们实际上都还是小孩子，闹一闹，做做小动作是时常有的事。相比之下，胡锦涛尽管年龄比绝大多数同学要小，但显得更懂事一些、成熟一些，他很少像我们一样调皮。”
夏道球回忆当年，也认为胡锦涛“政治上比一般同学要成熟”。他说，1958年“大跃进”时，学生都被安排去打石子。一些同学发牢骚，胡锦涛就安慰大家说，“发牢骚没有好处，先干好了再说。”
据居鸿富介绍，胡锦涛开始在班里任学习委员，在高三时被选为班主席。夏道球说：“那时他就显露出了一定的领导才能。”
当时毛泽东提出了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胡锦涛他们被安排到了鲍徐乡劳动。夏道球对一个细节记得很清楚，当时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到吃饭时间便争先恐后地往饭桌前跑，而胡锦涛总是走在后面，让别的同学先吃。夏道球还记得如果是两个人抬东西，胡锦涛会把重物往自己这边挪一挪，让自己承受的力多一些。
在居鸿富的记忆里，胡锦涛几乎没有发过脾气，“性格很随和”。他说胡锦涛平时很注意整洁，注意自己的形象和风度。有同学介绍说，胡锦涛高中时代就开始讲普通话。
居鸿富说胡锦涛那时的爱好是唱歌、跳舞，“他的舞跳得很好，那时不跳交谊舞，而是表演性的舞蹈”。
夏道球说，那个时候大学生极少，能考上清华是很不容易的事。他们班一共有51人，留在泰州的有18人。同学中除了胡锦涛以外，目前级别最高的是副厅级。
E.文化土壤
夏道球和居鸿富坦言，学生时代的经历和教育对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也很庆幸，称自己“成长在一块很丰厚的土壤里”。
胡锦涛和夏道球、居鸿富就读的泰州中学今年将迎来百年校庆，而位于校园里绿树掩映下的安定书院则经历了700多年的岁月沧桑。
夏进球说，他们那时不分文理科，所学很全面，而且掌握了的东西过了几十年都不会忘，可以说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夏进球搞的是气象专业，但他的书法在当地也小有名气。泰州城区玉带桥、板桥、斜桥的桥名都是他的手迹。而居鸿富搞的是渔业，早年的爱好是填词。
其实在泰州，这样的“文人”随处可见。一位当地人估计，泰州搞美术、书法、文学的人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甚至还保有以古文会友、吟诗作文、互相切磋的遗风。
与“文风甚浓”相伴的一个现象是这里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再穷也要送孩子上学已成为共识，三泰地区的高考成绩长期位于江苏省前列。当地人说，不少南京的人都把小孩送到泰州中学来上学。
一位分析者指出，文化教育的发达有很深的历史传统，像胡锦涛就读的几所学校，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在泰州曾出现过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泰州学派，该学派的一个主要学说就是“百姓日用之说”，强调发展平民教育。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说：“故经世之世，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他的弟子不仅有官僚士大夫，更多的是小商小贩、市井平民。不少人认为这对于当地教育传统的推进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位观察者说，其实在江苏中部一线上，扬州、泰州、南通都有相似的文化教育传统，而这一带也确实出了不少优秀人物，近年来更是“人才日隆”。
PS: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历届中共中央主席参考
谁才能为“中国最年轻市长”解围
29岁的周森锋全票当选为湖北宜城市市长。这位五年前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是河南禹州人，在短短五年之内，连破异地为官、论资排辈、政绩为上等官场通则，以29岁的年纪担任县市党政正职。他不寻常的仕途升迁，引发了全国关注。有人视其为“干部年轻化”的标本，有人质疑他有靠山背景，这位自称“真的不愿成为新闻人物”的“最年轻市长”不情愿地被舆论推到了台前。
正如周森锋自己所言，29岁的他并不是全国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29岁担任县市党政正职，目前周森锋应该是第一人。事实上，近年舆论对破格提拔年轻官员多有关注，周森锋并非第一例。去年初，28岁的张辉就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同样引起舆论哗然。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在这些案例中并非质疑“干部年轻化”的政策原则，而是对这种干部年轻化的实际选拔机制多有疑问。
笼统地讨论干部年轻化，并且以张辉、周森锋的个案来佐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切中公众对于干部选拔机制的关切。在成千上万的年轻公务员中间，为什么是周森锋而不是赵森锋，是张辉而不是李辉，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市长”、“中国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这涉及到官员选拔过程中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问题。在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下，一个年轻公务员如何能免除政治竞争而获得高位，这是公众关切并且疑惑的所在。如果不能针对这种公众关切答疑解惑，也就没人能替周森锋这样的年轻官员来真正解围。
有人认为，不应该以疑虑审视29岁市长的当选，而应该以掌声和鼓励催促他交出公众满意的答卷。这未免过于温情脉脉而颠倒了公职与公众之间的政治伦理。公众只是表达疑问，便有如此善意的劝解，如果真要问责，岂不是更无可能？无庸讳言，在官场腐败的诸多形式之中，用人腐败早已有目共睹。已经查处的腐败大案中，也几乎都有买官卖官、权力裙带关系曝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去年10月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见》，反求其意，不正是对用人歪风的强力整肃？
据已经披露的情况，29岁的周森锋出身于河南禹州一个农民家庭。周森锋也对媒体表示，“我能走到今天，如果说真有什么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父母的养育、母校的培养、国家日益开放和民主的育人用人机制。”当事人的这种表白，或许真诚可信。但如果要从舆论中解围，却又不能认同这种自证清白。作为一市之长的周森锋，显然已是公众人物，首先就必须摆脱那种只需向组织交待、不需向公众交待的不情不愿的心态，所谓“真的不愿成为新闻人物”，或许可以理解为不愿意媒体过多聚焦于个人身世经历，但矛盾的是，如果不能首先成为新闻人物而为公众所熟悉了解，一个年轻公务员又如何能步上几十上百万人的领导岗位？
就此而言，即便有人真的相信年轻的周森锋德才兼备，襄樊市委也确实是经过民主推荐、考察、公示等合法程度选择任用干部，这种公众舆论的质疑也是不得不承受的。因为在现有体系之中，如果某位掌管选拔任用大权的官员执意徇私舞弊、任人唯亲，公众也并无知悉内情的可能，甚至也并无立等可行的否决权利。已经揭露的诸多买官卖官的腐败大案，不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使然？
如此来看，真正能为“中国最年轻市长”解围的人，不是那些为周森锋式干部年轻化现象欢呼雀跃的人，也不是那些穷追不舍“人肉”不止的网民，更不是那些打破沙锅究根问底的各色媒体，而只能是更加透明、更加公开、更加民主的官员选拔任用机制。只要权力仍有循私的可能，公意仍然不能阻挡权力，舆论对官员选拔任用中某些个案的集中关注，甚至是疑罪从有，就不能视为公众的苛刻与多疑。反之，那些致力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的吏治努力，也才能够为更多的人所认同。这显然已不是一个29岁最年轻市长的个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