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目前在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然而根据古书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瘟疫侵袭人类事件,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当时由于医疗水平有限,救治不及时,更是殃及全国,伤亡无数,从古代书籍中记载的几笔数字,可见当时瘟疫的可怕,可谓字字惊心,笔笔触目。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上古时期
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疠」字可见於《尚书》、《山海经》和《左传》。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东汉大瘟疫
史载,东汉末年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
当时人们统称为“伤寒”。患者往往高烧喘息,气短而绝。发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对于现在很多疫情比起古代还算比较小疫情,古代本来很多东西落后,感冒严重的都是大问题,还有就是村和村之间交通不方便,很好控制,离得远。现在高铁速度太快,飞机快,古代骑马一般有钱人,,速度慢也好控制古代。
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记载,汉献帝建安元年到九年间,他的家族本来有两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
汉都洛阳,半数以上死于瘟疫。曹植描绘:“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三国时期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魏晋南北朝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
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隋朝
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
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唐朝
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宋朝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辽、金、蒙古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元朝
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
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
中国十大瘟疫之一:明清鼠疫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瘟疫从山西大同起势,十室九病。患者表现为脖颈肿大,民间叫大头瘟,一两天就死人。传染性极强,病、死者无人问津,都怕传染上。
崇祯六年(1633年),鼠疫还是从山西发作,1641年传到北京。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
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
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
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於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
当然,纵览在历史上的抗疫,受社会科学、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程度的国内资金等要素限制,其抗疫抗灾的效果是不足的。疫病在历史上还滋长出许许多多的求神弥灾等祈福典礼,老旧的巫祝信念发展趋势等。应对疫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人们为抑制、减少、降低疫情流行都积极地做着各种各样努力。
有史书记载的中国十大瘟疫,字字惊心,笔笔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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