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如何加强创新社会治理
• 2、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措施和方法
• 3、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 4、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 5、请问我国近十年来在社区治理方面主要有哪几种模式？
• 6、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方式创新

如何加强创新社会治理

第一，稳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类、公益慈善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全国直接登记社会组织3万多个。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了全国性社会团体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注销登记审批。多数省份非公募基金会登记权限下放到了县级、异地商会登记权限下放到了地市级。试点建立分层分级的社会组织税收优惠制度，首次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纳入税收优惠范围。制定支持和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全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448个，直接帮扶孤残老人、贫困人群等群众235万人。出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等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制度，结合年检与抽查审计，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开展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基金会“爱心洒天山”援疆等活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全年社会组织共吸纳就业人数700余万人，服务惠及数千万人，向党政机关提供各类政策建议数万条。

第二，积极探索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加强制度创新，多地制定（修订）村委会组织法选举办法或实施办法，依法有序开展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探索城乡基层民主协商和流动人口民主权利保障的方式方法，创新推进基层民主治理路径。建设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鼓励地方立足实情改革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探索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的基层治理模式。加强社区减负增效，健全社区工作者选拔、管理、培训等机制。建立全国社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制定发布《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基本规范》，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智慧社区建设。健全社区服务体系，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广泛开展面向社区全体居民的就业、社保、卫生、文体和日间照料等便民利民服务。

第三，大力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出台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制度，制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指南》、《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等行业标准，全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近20亿元。加强社工服务平台和职业队伍建设，全国已有民办专业社工服务机构3300余家，开发社工专业岗位11万余个，累计持证社会工作者15.9万人。确定首批全国社会工作服务示范地区、示范社区和示范单位，引领各地深入开展专业社工服务。深入实施社工专业人才服务“三区”计划，以农村困境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为重点，建构农村社会关爱服务网络，主动回应社会需求，开展专业社工服务。统筹跨省社工专业力量，帮助鲁甸地震灾区建立本地化、可持续的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为灾区群众提供哀伤辅导、心理抚慰、社区重建等服务。推广应用全国志愿者队伍建设信息管理系统，开展注册登记、项目发布和服务记录，系统注册志愿者160多万人，全国志愿服务组织（站点）21万个，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人数6500多万人。鼓励地方在社区建立志愿服务时间银行制度，将志愿服务纳入基层党建，引导党员带头参与志愿服务。

第四，有效强化应急管理。有效应对新疆于田、云南鲁甸等地震和超强台风“威马逊”等重特大自然灾害，全年共启动救灾预警响应3次、救灾应急响应28次，安置紧急转移群众700万人次，救助受灾群众7500万人次，切实保障了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制定出台《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制度》，修订完善《救灾应急工作规程》、《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提升了救灾工作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大力推进农村住房保险，试点巨灾保险。建立社会组织参与鲁甸地震救灾服务平台，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救灾工作。建立跨部门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开展社区风险评估、隐患排查、预案演练等工作。发挥联防联控机制作用，扎实做好防范埃博拉出血热疫情输入和援助西非国家抗击疫情工作。有效应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疫情，做好云南鲁甸地震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卫生应急救援。

第五，探索深化社会综合治理。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坚持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社区协商相结合，深入排查化解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及时化解不稳定因素，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全年群体性事件数量同比下降21.1%。改革信访制度，建立非正常上访联动处理机制，大力化解信访积案，引导群众依法逐级走访，进京正常上访和非正常上访实现“双下降”。推行“阳光信访”和网络投诉，引导群众变走访为网访。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开展“1+1”法律援助志愿行动，扩大援助范围，为低保群体、低收入群体和特殊案件当事人切实提供法律援助。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加大对流浪未成年人的街面、社区救助保护力度，深化教育矫治、回归安置等工作。积极开展家庭暴力庇护服务，全国200多个城市设立家庭暴力庇护中心，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和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六，切实保障公共安全。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优化警务部署，强化显性用警，实施常态化巡逻和动中备勤、动态巡控，增强了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坚持打防结合，强化预警，推进“去极端化”工作，妥善处置系列暴恐案事件，依法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和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有效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组织开展治爆缉枪、打黑除恶、禁毒扫黄和打击食品药品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等打击整治行动，全年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6%。推进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深入开展火灾、交通、煤矿和非煤矿山以及建筑施工等安全整治行动，全国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和重点行业领域事故持续下降。开展食品药品专项整治，着力治理“餐桌污染”，依法取缔无证经营6000余户，查处各类违法案件1.7万件，食品药品市场秩序逐步规范。打击整治网络造谣炒作，推动网络诚信等网上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网络舆论，净化网络环境，维护了网络安全。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措施和方法

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措施和方法：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建立完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培育社区文化组织、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强化共驻共建共治。

1、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

社区党组织建设是社区工作领导核心的要求。社区党组织只有重视自身建设，在领导社区发展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增强领导社区工作的能力，才能承担起领导全面推进社区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区的重大任务。

2、建立完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

整合社区区域各方、各单位的党建资源和力量，形成社区区域大党建的格局，推动社区区域各项工作；完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增强社区的服务能力；以服务群众为宗旨，贴近群众，为群众服务。要通过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推进社会管理和服务创新。

3、培育社区文化组织

社区的居民成分多元，因而对生活、文化、体育的需求也多元，需要培育草根组织来开展活动，与之相适应。如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文艺演出队、书法写作队、体育竟技队、老人照料和儿童呵护队等，吸引不同需求、不同兴趣者参加活动，在倡导文明生活、丰富社区文化体育中增进交流，密切感情，创造和谐。

4、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水平

一方面要加快社区治理领域立法，完善社区治理政策制度发挥社区公约作用，坚持硬法软法共治；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法治氛围，增强法治观念和意识。将社区各项事务纳入法治轨道，实现规范运行。

5、强化共驻共建共治

充分发挥驻社区单位的桥梁纽带作用，探索建立“事情共商、资源共享、难题共解、文明共创、活动共办”机制，使驻社区单位由“局外人”变成“参与者”“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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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主要是转变社会治理方式，要从四个方面来着手：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从治理方式、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的单一手段运用过多，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一、传统治理主体单一化到多样化。传统的社会治理主体比较单一化，强调国家或政府从上至下的静态的行政管理，亟需过渡到综合运用法律、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方式。

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护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社会诚信体制建设、信息化管理、舆论引导、心理疏导、人民调解、基层社会自治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二、转变政府职能，注重从源头上治理。社会管理不等于“维稳”。“维稳”只是社会运行出现失序状态之后的应急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强调常规性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这就需要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需要我们树立“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的理念。切实转变政府的工作作风，彻底改变过去政府部门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其协同作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意义重大。

政府在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过程中，将一些民生服务项目打包向社会组织招标，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改革有关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激发了社会组织活力。同时，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建设和自律诚信机制的建设，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

四、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进行服务和管理。但是当前普遍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区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新载体。

要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包括政府的服务体系建设、市场的服务体系和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在当前，特别要加强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的社区公益服务体系建设，来满足社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兴趣居民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

五、积极动员公民的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是“善治”。“善治”强调赋予公民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通过沟通、协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因此，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保证民意能够进入到公共政策中去。

六、健全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中国的社会转型目前进入到社会矛盾多发时期，矛盾多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建立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我们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事先预防社会矛盾的发生。

需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及时反映、矛盾能及时化解;同时，改革行政复议体制和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有效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扩展资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密切关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与时俱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密切关注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我们党牢牢抓住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极大改善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在科学分析我国发展形势的基础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关系社会治理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顺应人民需要的变化，我们党在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有力促进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变革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和整体性、历史性的，社会利益主体、行为主体日益多样，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也带来社会成员身份、利益等方面的变化和持续增强的社会流动；

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分工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职业结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形态的巨大变化；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传统形式到现代形式，正在成长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式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虽然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但也表现出不适应社会形势新变化的一面。

比如，面对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人员，传统的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就表现出覆盖范围不足；面对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传统的以属地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就表现出治理能力不足；简单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型治理显得力不从心；等等。

面对客观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致力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社会治理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社会发展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经验的总结，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科学指引。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强化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深化群团组织改革，培育和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治理规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增强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充分把握我国社会运行条件和机制发生的变化，深刻分析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活力的因素，寻找相应的治理对策和方式方法。

从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治理转变为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治理，从封闭的区域性社会治理转向开放的系统性社会治理，从人口低流动性的社会治理转向人口大规模快速不均衡流动的社会治理，

从面对低风险的社会治理转向应对高风险的社会治理，我们党不断深入研究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

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实践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统一的现代社会治理辩证思维。

这就要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促进社会内部各子系统的关系协调以及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统筹常规治理与动态治理、应急管理，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虚拟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良性互动。

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求综合施策，协同运用多种治理方式方法，促进德治、法治和自治相结合，特别是注重社会运行分析和预警，防患于未然，化解矛盾于局部，解决问题在基层。

同时，要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社会治理工作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请问我国近十年来在社区治理方面主要有哪几种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

作者：何海兵 来源：《珠海潮》2005年第1期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将“治理”概念应用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我国社区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

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相比，社区治理的特征在于：

1、就主体而言，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我国过去在对基层社会的管理中，管理主体单一化，只能是政府。而在社区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是必然要求，除了国家（政府）主体之外，还有居民、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非政府组织、辖区单位等。因此，社区的公共事务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决策，政府与社区之间要形成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信任关系，以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3]为目标，达至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就过程而言，从强调行政控制到强调居民参与。我国过去的基层社会管理，不论是单位体制，还是街居体制，行政功能都非常突出，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浓厚。政府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职工之间都是服从与被服从的行政命令关系。市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都按照行政命令模式运行。而社区治理则强调居民参与，要求社区发展的各项规划、社区建设的实施以及社区事务的处理等都必须体现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与居民的要求相适应。居民不再依附于单位或街居组织，更不受它们的庇护，而是彼此形成平等互惠的关系。

3、就结构而言，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互动结构。我国过去的街居体制结构是从上级政府到街道办事处到居委会再到居民，单位体制结构是从上级单位到下级单位再到居民，只有垂直的关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而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社区主体多元化，街道与居委会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单向运行转变为双向互动；大量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居民和政府之间又是一道沟通和联系的桥梁，从而将社区中行政力量、自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构筑成横向的网状结构 [4]。

二、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26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本文重点介绍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主要特征。

1、上海模式。上海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过程中，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具体而言：

（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由街道办事处和城区管理委员会构成。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的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克服各块分割，建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委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委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

（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由四个工作委员会构成。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其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管理委员会对街道财政负责预决算，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就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

（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主要负责议事、协调、监督和咨询，从而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作为“四级网络”，抓好居民委会干部的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居委会的作用，推动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维护社区治安稳定，保障居民安居乐业。[5]

2、沈阳模式。从1998年下半年起，沈阳市在和平、沈河两区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市展开社区体制改革，重新调整了社区规模，理顺了条块关系，构建了新的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沈阳模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明确社区定位。沈阳将社区定位在小于街道办事处、大于原来居委会的层面上。由于原有的居委会规模过小，资源匮乏，如将社区定位在居委会则不利于社区功能的发挥。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街道层面上组建社区，则又影响社区的自治性质。因此，将社区确定在街道与居委会之间的层面上，可以避免两方面的弊端，而有利于社区资源的利用与功能的发挥。

（2）合理划分社区。沈阳市将社区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按照居民居住和单位的自然地域划分出来的“板块型社区”；二是以封闭型的居民小区为单位的“小区型社区”；三是以职工家属聚居区为主体的“单位型社区”；四是根据区的不同功能特点以高科技开发区、金融商贸开发区、文化街、商业区等划分的“功能型社区”。

（3）建立新型的社区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由决策层、执行层、议事层和领导层构成。“决策层”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由社区居民和社区单位代表组成，定期讨论决定社区重大事项。“执行层”为社区（管理）委员会，它与规模调整后的居委会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由招选人员、户籍民警、物业管理公司负责人组成

，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职能是教育、服务、管理和监督。“议事层”为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社区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人士、居民代表、单位代表等组成，在社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协商、议事职能，有权对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领导层”为社区党组织，即根据党章规定，设立社区党委、总支和支部。

沈阳模式体现了“社区自治、议行分离”的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

3、江汉模式。这是指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制实践的经验。江汉区在学习借鉴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将社区定位为“小于街道、大于居委会”，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与沈阳模式不同的是，江汉模式没有把社区协商议事会作为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区自治。它的主要做法有：

（1）理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政府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保障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明确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不是行政上下级的关系。重新界定街道各行政部门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街道负责行政管理，承担行政任务；而居委会负责社区自治，不再与街道签目标责任状，并有权拒绝不合理的行政摊派工作。同时还建立社区评议考核街道各职能部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主要依据。

（2）政府职能部门面向社区，实现工作重心下移。区街政府部门要做到“五个到社区”，即工作人员配置到社区，工作任务落实到社区，服务承诺到社区，考评监督到社区，工作经费划拨到社区。

（3）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区街政府部门需要社区居委会协助处理“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征得社区组织同意后，区街政府部门必须同时为社区组织提供协助所需的权利和必要的经费；二是区街政府部门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社会服务性职能向社区转移时，必须同时转移权利和工作经费，做到“谁办事、谁用钱，谁负责、谁有权”，从而保证社区在协助工作时或在承接社会性服务职能时，做到“有职、有权、有钱”。

（4）责任到人、监督到人。主要指为保证区街政府部门职能转换到位，不走过场，根治过去那种“遇见好事抢着做，遇见麻烦事无人做，遇见责任‘踢皮球’”的顽症，建立“责任到人、承诺到人和监督到人”的实施机制。

通过这些措施，江汉区力图建立一种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社区治理模式。[7]

三、社区治理的比较分析

上述三种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涌现出的典型经验总结，既有共同特征，又各具特色，但与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之处。要实现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还需要做很多的基础性工作，并且这一过程是长期的。

1、共同特征

（1）历史背景相同。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社会管理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变化，如“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城市的老龄化趋势加剧，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大量新型社会组织的产生，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民办非企业、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等，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这些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人士一开始就属于无单位归属者，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因而迫切需要新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地开展了社区管理运动，探索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

（2）制度设计类似。在社区治理制度设计中，各城市都在社区定位、组织结构、职权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虽然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指导思想上都遵循有利于社区建设，有利于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原则。即使行政色彩浓厚的上海模式，也在居委会层面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开展了居委会直选活动，并建立了“三会一公约”制度，即社区矛盾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和居民公约，这些措施都扩大了基层民主，有利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3）动力机制趋同。在理论上，社区治理来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社区自身力量，社区居民、社区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治理，实现利益的需求，这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力量；二是政府的外部推动，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资源，在社区居民的参与下，共同推动社区发展。但在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政府在新的形势面前主动推动的产物。由于政府部门仍旧掌握着众多的资源，城市社区建设目前还脱离不了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社区治理还主要靠政府的外力推动。

2、各自特色

上海模式的特色是把社区建设与“两极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结合，强化了街道办事处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并将社区定位于街道，形成“街道社区”，注重政府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依靠行政力量，通过街居联动发展社区的各项事业，因此上海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属于行政主导型的。由于政府的强势推动，近几年上海的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区服务、社区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文明社区和文明小区。上海的经验还被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借鉴采用。

沈阳模式的最大特点是社区组织体系的建设，按照类似于国家政权机构的设置，创造性地构造社区决策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执行层（社区委员会）、议事监督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从而形成“议行分离、相互制约”的运行互动机制。单从组织结构来说，沈阳模式属于自治型，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辽宁省内其它城市外，武汉、海口、西安、哈尔滨、合肥等地都学习借鉴沈阳经验。但是，在没有外在环境和内在条件保障的情况下，好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实施，沈阳模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偏离现象，即“穿新鞋，走老路”，这也正是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担忧的地方。

江汉模式是在沈阳模式基础上的新发展，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在体制创新中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不仅重构了社区微观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而且转变了区、街政府部门的职能和行政运行机制，试图建立社区自治系统与政府行政系统的共生机制，形成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并在制度变迁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即将社区建设规划为三个阶段：近期新型社区培育阶段、中期现代社区发展阶段和远期社区自治完善阶段。江汉模式属于合作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社区建设都处于从行政主导型到合作型转变的时期[8]。

3、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政府常常越位、错位、缺位，仍处理不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由于目前政府在我国社区建设中占据主导地位，又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再加上传统习惯因素，政府还没有理顺自己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导致不该管的事务管了，该管的事务没管或没管好，出现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有学者指出沈阳模式在目前阶段还存在政府“越位”、“缺位”问题，如“以政代社”；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作为依附于政府身上的附属单位或下属单位；大多数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尚不懂得或不习惯或不善于对社区自治性组织进行政策上的指导；对非政府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培育还不到位等[9]。在上海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以前的下派任务继续要居委会承担，“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没有改观，并将居委会主任作为事业单位编制并公开招聘非本社区的人员来担任，社区的行政性负担很重。在江汉模式中，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设立办事机构和人员，直接侵占了社区的办公空间和财政空间。

（2）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意识不强。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所在，但是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居民参与程度低的状况，以上所介绍的三种典型的社区模式也不例外。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2000年6月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5%的居民表

示“乐于参加”或“愿意经常参加”社区内各种活动或事务。而且分布不均匀，从年龄层次看，参与社区活动的主要人员是一老一少，“老”是指离退休人员，“少”是指中小学生。据统计，参与社区活动的人员中将近70%的人是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占了10%左右，中青年仅占 20%，而且如果没有单位强制性组织参与，中青年的比例将会更低；从收入、文化程度来看，居民收入、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参与率越低[10]。由于社区建设的时间不长，居民还没有摆脱单位体制的影响，只把社区当成居所，没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意识不强，导致社区建设的动力支持不够。

（3）社区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比较虚弱，社区的公共资源难以整合。目前在社区中，只有政府组织和居委会组织比较成熟，由于政府组织的过于强大，导致居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被虚化。居委会过分依赖于街道办事处等政府组织，使得其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真正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社区的公共资源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整合。而社区中的其他社会中介组织则缺乏足够的资源和权威，它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代替政府部门组织居民管理公共事务。前面所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体现对社区中介组织的重视，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对较好地满足居民需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建立社区民主自治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4、未来的方向和目标

（1）总目标：虽然实现社区自治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但社区自治应是我国社区建设坚持的最终方向，因为社区自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关系到党的社会基础，关系到政府权威的基层来源，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当然，社区自治需要得到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的支持。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公共领域的形成，制约社区自治的因素会逐渐消失。因此，社区治理的未来方向是向自治型模式过渡。

（2）过程目标：在实现社区自治的路径上，选择渐进式的道路是比较合适的，而在这一长期过程中，需要重视几项基础性的工作。

其一，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结构，理顺社区中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各社区的制度设计操作性强、理论性弱，机构设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比较含糊。因此，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各社区的管理体制，使社区的治理结构从单一的垂直结构向网状的水平结构转变，使社区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版块形成真正合作的互动关系[11]。

其二，提升居民社区意识，培养社区自治能力。社区建设要不断地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扩大居民参与的范围和程度，要重视社区功能的开发，发展社区服务，塑造社区文化，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社区居委会要逐步提高自身的能力，能够代表居民的切身利益，减少对行政系统的依赖，赢得居民的支持和合作，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其三，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区服务组织等中介机构。社区中介组织是联结居民与政府组织的桥梁，对于整合社区资源、凝聚社区力量、协调社区矛盾、提供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现代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而目前我国的社区中介组织，尤其是专业性的社区工作组织极其缺乏。因此，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等形式培育社区中介机构的发展，让中介组织承担起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剥离出来的社

如何全面深化改革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方式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等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江苏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按照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框架指引，加快转变治理方式，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从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多元主体转变，从政府管理、控制社会向政府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转变，逐步构建起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

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增强政府服务能力。积极推动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乡镇（街道）职能，明晰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的权责，回收政府行政性事务，为社区“松绑”。南京玄武、秦淮等地推行“街道中心制”和社区公共服务“整体外包”改革，推动大中城市城区街道去“经济化”，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深化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聚焦自治和服务。无锡、镇江等地通过社区“扁平化”、“网格化”服务管理，最大限度整合社区内外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向社区下沉，强化服务管理责任，切实增强社区综合服务功能。

推行“政社互动”模式，改进社区治理方式。太仓市自2008年起，率先开展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简称“政社互动”）的创新探索，实现了基层政府转职能、基层自治组织增活力、居民群众广受益多方共赢的效果，被专家誉为继审批制度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第二次革命”，得到中央领导和民政部等有关部委的充分肯定。自去年下半年，我省全面部署和推广“政社互动”，通过编制《村（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村（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明晰责任主体和权责边界，变“上下级关系”为“平等对话关系”；乡镇（街道）与村（居）民委员会协商签订“协议书”，实行“契约化”管理，变“行政命令”为“依法协助”；改进考核方式，变“单向考核”为“双向评估”。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已有337个乡镇推行了“政社互动”，占总数的26.6%。

建立“三社联动”机制，创新服务管理模式。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社联动”机制。南京玄武区、建邺区、鼓楼区等通过“三社联动”机制建设，增强社会组织承接功能，促进专职社工活力释放，形成公益创投、购买专业服务的典型经验。无锡崇安区通过“夯实平台、提升品质、强化参与、放大效应”，构建“四联治理”工作体系。南通崇川区将公益创投理念应用于社区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资助等资金来源渠道，赋予“三社联动”新的内涵。

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通过推动社区减负增效，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不断加强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与协商，为社区治理与和谐善治奠定基础，让基层政府回归公共服务本份、自治组织回归自治管理本位、居民群众回归自我服务本元。省级出台政策性文件，规范社区考核评比，从行政层面为社区减负、“松绑”。省财政从2011年起每年预算1亿元社区建设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引导方式，推动和实施城乡社区“两大平台”建设，为促进社区“减负增效”创设载体。南京市出台社区减负七项规定，取消25项工作任务，48类评比，42个机构，72项台账，整合20条社区网络，增加自治服务、便民服务，改进考核方式，较好解决了社区负担重的问题，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了鲜活经验。

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强化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最大限度激发自治活力，推动实现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由“社区管治”到“社区善治”的转变。太仓、邳州、连云港、泰州、江阴等地积极探索，形成了“政社互动”、村级“四权”建设、“三会村治”、“直评村官”、“以民主促民生”等基层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促进了基层和谐稳定。

近年来，我省各地以改革创新为着力点，积极培育社区治理主体、创新社区治理方式、明晰社区治理目标、丰富社区治理内容，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成效，推动社区治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但是，对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要求，我省社区治理的发展还不平衡，比如在社区经费保障问题上，《意见》明确要求，将社区建设“五项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但不少地方还没有完全落实。社区人员待遇较低、工作经费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社区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在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上，《意见》明确了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标准和提供方式，但目前一些地方仍有一定数量的城乡社区“硬件”不达标，甚至还有少数空白点。在社区准入上，《意见》要求大力压缩针对社区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但落实效果不是很好，社区负担依然很重。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省社区治理必须迈出新的步伐。一是深入开展社区创建，不断提高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水平。以“创建考核”为抓手积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深入开展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和省级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二是全面推行“政社互动”，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按照省委、省政府推行“政社互动”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全面推进“政社互动”工作。厘清行政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明晰“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管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动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力争到今年底，苏南50%、苏中30%、苏北20%的县（市、区）实行“政社互动”模式，至2017年全省实现全覆盖。三是加快实现社区减负增能，大力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效能。按照“能删则删、能调则调、能并则并、能压则压”的原则，大力压缩影响社区工作、增加社区负担的各种会议、台账、材料、报表，进一步规范面向社区的各类检查评比和创建达标活动，严格社区工作准入，让社区工作者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服务居民、搞好自治，切实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效能。积极推广南京市社区减负经验和模式，省级层面出台社区减负相关文件。同时，加快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现代化手段，真正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减轻社区负担。四是深化拓展“四个民主”，稳步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升村（居）委会成员能力素质，完善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努力提升基层社区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按照“政府扶持、社会运营、专业发展、项目合作”的原则，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大力培育发展贴近城乡社区居民需求的公益慈善、文体娱乐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有效承接政府及相关部门面向社区的公共服务事项。今年，省民政厅将制定出台促进“三社联动”机制建设的扶持政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政策支持等有效途径，为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制度环境。